此鸭头非彼丫头。上海博物馆馆藏名帖欣赏——晋 王献之鸭头丸帖

上海博物馆馆藏名帖（2）

晋 王献之行书鸭头丸帖卷

王献之（344-386年），字子敬，山东临沂人，出生于浙江绍兴。是王羲之第七子。书承其父，后师从张芝。王献之兼精诸体，尤以行草擅名。此卷系唐代摹本，行草书二行共仅十五字，是王献之写給亲朋的短笺。

递藏传承记录：

《鸭头丸帖》自北宋至明代，其递藏过程清晰明确有序。北宋时，《鸭头丸帖》曾于内府收藏，因此帖上有宋徽宗时刘贵妃所用“奉华堂印”和“德寿”二印，还有宋徽宗年号“宣和”印；南宋时也为内府所藏（躲过宋金兵祸，殊为不易），此帖后面还有有宋高宗的跋语，并有“绍兴”、“御书之宝”等印章；

元文宗之时将此帖于“天历三年正月十二日，敕赐柯九思侍书学士，臣虞集奉敕记”，帖后并有柯九思亲笔题跋。

明代此帖依然流入内府收藏，有记载明神宗朱翊钧十分喜欢此帖并随时携带：“神宗讳翊钧，穆宗子，留心翰墨，每携大令《鸭头九帖》、虞世南《临乐毅论》、米芾《文赋》以自随。”明后期因战乱等原因此帖再次流入民间，并经历吴用卿等人之手递藏至清代。

《鸭头丸帖》在清代光绪年间，先由廷雍和徐树钧分别收藏。而1910年徐树钧去世之后，由其三子徐汉立所藏，后辗转被叶恭绰于1929年在上海所得，1949年又被上海文管会（即上海博物馆）收购，由上海博物馆收藏至今。

作品介绍：

王献之行草唐摹本《鸭头丸帖》，真迹现存于上海博物馆。绢本，纵26.1厘米，横26.9厘米，二行十五字，系王献之给友人的便札。情驰神纵，用笔开拓跌宕，畅美清秀，流露自然。吴其贞在《书画记》中称其为“书法雅正，雄秀惊人，得天然妙趣，为无上神品也”。

《鸭头丸帖》用墨枯润有致，燥润相杂，以润取妍，以燥取险。全帖蘸墨两次，一次一句，墨色都由润而枯，由浓而淡，墨色分明。从而展现出全帖的节奏起伏和气韵自然变化。

释文、译文及时代背景：

《鸭头丸帖》为王献之行草的代表作，系唐代摹写的善本，是王献之给友人写的便札，全帖共15字：“鸭头丸，故不佳。明当必集，当与君相见。”

大意是：我服用了你介绍给我的鸭头丸，但没什么效果，明天见个面，一起探讨下。

鸭头丸，一种治疗面赤水肿、烦躁急喘、通利小便的丸药。李时珍《本草纲目》记载：“鸭头丸，治阳水暴肿，面赤，烦燥喘息，小便涩，其效如神。”

魏晋人喜服食养生，面赤烦躁正是服食后的常见现象，于是以此鸭头丸以发散，认为于养生有利。

从这一帖的语气来看，应当是有人已服用过鸭头丸，但感到效果不好，因此告诉过王献之这个情况，王献之服后，觉得果然如来信所说，所以回信约这位朋友明天聚会并向其求教。

本篇结束，谢谢阅读<玫瑰>

王献之唯一传世绢本墨迹《鸭头丸帖》 （大图）

《鸭头丸帖》 作者王献之。现藏于上海博物馆， 共有两行15字，是王献之唯一传世绢本墨迹。释文:“鸭头丸,故不佳。明当必集,当与君相见。

鸭头丸是一种药， *** 原料有甜葶苈、猪苓、汉防己等。 据说是治疗吸食五石散之后的后遗症的一种病

一起来领略这位东晋书法家的笔下风采。可以把手机横过来看

王献之。 东晋书法家、诗人、画家。王羲之的第七个儿子， 王献之少负盛名，才华过人。得到宰相谢安赏识，官至中书令等职。43岁去世。

与其父亲王羲之并称“二王”，王献之存世作品为啥少，你知道原因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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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鸭头丸帖》:王献之为数不多的存世真迹之一

《鸭头丸帖》是东晋著名书法家王献之亲笔书写的字帖，字虽不多，却字字珠现，价值连城。更有趣的是，它是王献之在吃了中药丸后写成的......

开一代先锋的行草宝帖

王献之，中国东晋著名书法家，他的书法开一代先锋。其中，尤以行书著称于世。而《鸭头丸帖》则正是这种书体风格的代表作。宋代著名书法大家米带称其书法“运笔如火画灰，连属无端末，如不经意，所谓一书”。

他的“一笔书”，并非是要通篇一笔写完，指的是其笔断处意未断,甚至是换行的时候都不间断，从而达到一气呵成的效果。

《鸭头丸帖》现于上海博物馆，它纵长 26.1米，长 26.9 厘米全贴共十五个字，分为两行，写于绢本之上。

全帖用墨枯润有致，以润取妍，以燥取险。通篇共蘸墨两次，一次一句，由润而枯，由淡转浓，墨色分明，充分展现出全帖的节奏起伏与气韵的自然变化，使人领略到王献之书法的妍媚个性与深厚功底。

细端全帖，其行笔沉稳舒展，起笔处裹锋含蓄，转笔处灵动圆润真可谓气势充沛，上下间笔笔相连。即便有不连笔的字，但笔势仍然承接可以看到前后呼应的笔意与笔法上丰富的变化。

《鸭头丸帖》是王献之写给友人的一封短信。全文为:“鸭头丸，故不佳，明当必集，当与君相见。”短短十五个字，透露出王献之对鸭头丸的一些个人看法。从此帖的语气上来看,应当是有人已服用过鸭头丸但可能感到效果不佳，因此写信告诉他这个情况。而当王献之亲自服用后，发现果然如友人信中所言，所以回信约这个朋友，在明日的聚会中当面求教。

那么，文中所指的这种“鸭头丸”，到底是什么呢?魏晋时期，相对比较注重养生。很多的贵族子弟在归隐山林后，经常聚在一起谈论养生之术。“鸭头丸”就是这样一种养生所用的中药丸，具有利尿消肿的主要功效。唐代王焘和的《外台秘药》与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皆有提到它。许多养生爱好者认为，经常服用鸭头丸，能够对养身带来好处。但与之相反的是，有不少人则认为，鸭头丸并没有大家传说的那般神奇。而王献之在亲自尝试过此药后，显然也有着同样的看法。

戒骄戒躁终成书坛大家

王献之之所以能够在书坛拥有如此高的地位，被后世推崇为“书坛风流”，离不开父亲王羲之与母亲氏的悉心教导王献之是享有中国之一“书圣”之称的王羲之的第七子。因为官至中书令，又被称为“王大令”。王羲之一家数子皆通书法，但唯有王献之更具天赋，与父亲王羲之齐名。他不受父亲书法的限制，敢于创新且自成一格，为魏晋以来的书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其传世作品主要有《中秋帖》、《地黄汤帖》等。

据《晋书·王献之传》记载:王献之的少年时期，已显露出咄逼人的书法才能。少年时期的他在世人的称赞与瞩目下，不由滋生出一些骄傲的情绪，因此对于书法的研习，也渐渐懈怠起来。一日，他问母亲郡氏:“我的书法再学三五年，能否有所成就?”母亲听后，劝诫他不应骄傲自满，应该虚心好学，完成好当前的学业才是正途。而一旁的王羲之则说道:“如果你能将后院的 18 缸水全部写完，那么你的字才会有血有肉，站立得直稳。”

听到父亲这么评价自己的字，王献之心有不服，于是每天开始勤练书法。寒暑交替，不知不觉间，他的字已经写了好几摞。王献之满心欢喜拿着自己最为得意的作品，来到父亲的面前。谁知，王羲之看后，却一个劲地摇头。最后，仅挑出了其中的一个“大”字，认为尚可，并随手在此字下添了一个点。

父亲的举动，让王献之十分的气馁，他拿着自己的字，让母亲过目不料，母亲认真看过后，指着“大”字下的一点，说道:“我儿墨尽三缸水仅有一点似羲之。”

听到母亲的评价后，王献之顿时觉得惭愧不已，从此傲气全消。这时母亲语重心长地告诫他，读书写字并非一蹴而成，而在于平日里的不断积累。只要他能够苦练不辍，他日必定会有所成就。

从此以后，王献之戒骄戒躁，专心习字，终成一代书法大家。他的书法尤以独创的行草“一笔书”最为出色。而这种别具一格的新体，与其父王羲之的书法相比，大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势、因而也被后人称为中国书法界的“小圣”，同其父王羲之被后人并称为“二王”。

“书坛风流”收归国有

有关《鸭头丸帖》的记载，最早见于宋代的《淳化阁帖》，曾被宋代的几位君主珍藏。最早藏于宋太宗赵光义的秘阁内，后记载于《宣和书谱》著录之中。南宋时期，仍被存放于宫廷内府。

明朝的时候，该帖更是受到了神宗皇帝朱翊钩的喜爱。据史书记载神宗皇帝自幼喜爱书法，有三本字帖从不离身:一本是米蒂的《文赋》,本是虞世南所临写的《乐毅传》，还有一本就是东晋王献之的《鸭头丸帖》。由此可见，此帖实为后世书法爱好者临墓的更佳范本之一。

这本珍贵的宝帖是如何成为上海博物馆的藏品的呢?这一切，都要感谢一个人，他就是20世纪初中国著名的收大家叶恭绰先生。

叶恭绰，广东番禺人，晚年号遐翁。他一生致力于收藏各种文物保护中国古代文化遗产。他珍藏了众多字画珍品，《鸭头丸帖》便是其中极为珍贵的一幅字帖。

新中国成立后的一天，上海著名的鉴定家谢稚柳到叶恭绰家登门拜访。一阵寒暄后，谢老小心翼翼地试探道:“遐翁，听说你要将《鸭头丸帖》出让，不知可有此事。

原来，叶恭绰先生为了供养几个侄子上大学，有意出售自已珍藏已久的宝贴《鸭头丸帖》。当时的上海市文物局管理委员会领导徐森玉先生得知后，希望能将这件宝帖收为国有，便委托谢先生，希望能够由他出面想办法将这幅王献之的墨宝留在上海博物馆。

谢先生深知叶恭绰是一个性情中人，如果处理不当，这件事情很可能谈崩。于是，他亲自登门拜访。

得知谢先生的来意以后，叶恭绰沉默了片刻，才缓缓说道:“上海文管会诸多鉴定大家连画的等级价值都没有标明，《鸭头丸帖》若是去了那里，忍怕也不能体现出一个具体的价值吧?

谢稚柳听出叶恭绰心有顾虑，便向其保证，这次的收购是由上海市文管会领导亲自决定的，肯定没有什么问题。只要能够说出《鸭头丸帖》的具体价值，上海市文管会，一定会尽力按要求进行购买。

其实，对于自己珍藏已久的这幅《鸭头丸帖》，叶恭绰先生还是有许多的不舍之意。但是，面对上海文管会的收购诚意与谢稚柳先生的试探，他又有些心动。

不过，这样一幅堪称国宝级的书法佳作，自古以来却从没有人给它定过价码，即使是真的要出售，此时也无法说出一个恰当的价格来。就在叶恭绰先生为难之时，“一字千金”这几个字，突然闪现在他的脑海中《鸭头丸帖》作为王献之存世不多的真迹之一，有着极高的历史与艺术价值。若是用“一字千金”来给它定价，也是一点都不过分的。所以经过再三的考虑，叶恭绰先生才缓缓开口:“这件宝帖可以说是字字千金，就算我真的想卖，恐怕文管会也不敢买。”听完叶恭绰的要求，谢老立刻开口承诺，只要他愿意出售《鸭头丸帖》，即使真的是字字千金文管会也会购买。

就这样，上海市文管会果真以一字1000元的价格，用15000元收购了这幅珍贵的《鸭头丸帖》。并且，将其调拨给了上海博物馆。自此，《鸭头丸帖》正式成为上海博物馆的重要馆藏品。

“二王”不能沦为一种“图式”

行书鸭头丸帖卷 王献之

东晋时期，文字从隶书逐渐完成了楷书的蜕变，从汉代使用简牍到魏晋南北朝时普遍使用纸张，工具、材料、书写方式在变化，东晋人的人文情怀也在变化。东晋人讲究不为物所制，讲究放浪形骸之外，这些情怀对书法的影响，自然而然形成了王羲之、王献之的艺术风格。以“二王”为主导的一派风格，不是王羲之凭借聪明才智向壁虚造，而是他顺乎书法发展史自然形成。

任何艺术都是肇始于民间，自帖派形成后，整个“二王”流派1600年经久不衰，说明它符合书法史的发展规律，符合艺术创作的规律，一直在发展，与时俱进。一路走来，它经过了明代中叶的小幅变大幅，案上读变壁上观，经过了清代中叶以后的碑帖对峙与融合，逐渐走到了今天。当下，对于王羲之这一流派，有人评价说是“新帖学”，但是这一评价在学术跟进上并不充分，缺少学术的深入思考。

现代书法作品展上，以“二王”为源头的作品就占了半数以上，可以看出，它是得到大家认可的。“二王”帖派书法在今天的繁荣，一方面体现出一些有识之士的自觉思考，另一方面也是艺术发展规律的结果。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已经很难停留在原生态的“二王”上了，因为我们不可能再回到东晋时期的那种文人情怀，不可能再回到那一时期士族之间互相唱和时写的小尺牍，“二王”的尺牍书到了现代展厅里，必然在形式上有新的变化，例如，现在的很多优秀作品，它们既传承了东晋以来那种内在的文化气象，同时也表现出现代展厅中整体呈现对视觉的冲击力。但是在这之中也有很多文化失落，我们常常更加注重形式而忽略了深层次的文化内容。我们需要全方位地观照书法，包括书法的内容、形式、象征意义等，这种场景下，我们的创作还需要从文化上强化。

现在的一些作者存在盲目倾向，例如，有些作者这个作品获奖了，其他人便即刻跟风效仿。还有一个问题是在评选机制下追逐选票，这通常会形成两个极端，就篆刻展来说，当前突出的问题是极度工艺化和极度写意化，工艺化大体为明清样式，细朱文等，写意化多为大印古玺，以点画狼藉，凭借一片金石气取胜，不像老一辈以汉印为基础，在汉印基础上找新意、找出路，最后形成风格。过去的主流现在缺失了，更多的是追求吸引眼球。帖派书法现在也存在这种极度工艺化和极度写意化的现象，极度工艺化主要体现在将王羲之的字写成小片，连缀起来成大幅，或者是将它写成长卷、册页、几段的样式，这样的字虽然还是小字，但很难有大气象，这种只是在技巧上模仿王羲之，而缺乏当代思考与转化的做法，是需要我们警惕的。另一方面，一些书者为追求展厅的视觉效果，以狂放而没有法度的形式书写，将其作为一种图案化的演绎，如此，“二王”书法的内在可读性完全丧失，只剩下一种图式。

技法是完成作品最基本的一种技术，是书法的物质形态，离不开书者思想力、文化底蕴的支撑。境界包括书法境界、文化境界、做人境界等等，所以它又与德联系起来。对于当代书法家而言，如何正确地理解“二王”，如何把握文化、技法、形式、境界这些内容，仍是大家需要深入思考并努力探索的课题。

（作者系西泠印社副社长 李刚田）

“宝筏”真能金针度人？

上海博物馆2018年末压轴，在寒冬腊月引爆了一轮观展热。自开展就排起蜿蜒不绝的看展长龙，展厅中，为了争睹“国宝”而等候半小时以上亦非罕事。不少人对展览“二刷”“三刷”，开展一个多月后火爆程度依然不减。

在展方的预期里，这是一个“能够进入美术史的学术展”。据悉，这是大陆举办的规模更大的董其昌艺术展，荟萃来自上海博物馆、故宫博物院、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等海内外15家重要收藏机构的董其昌及相关作品154件(组),全面梳理明代画家、“南北宗论”创始者董其昌的艺术成就。

从展品的名录来看，确实是光彩灼烁、可圈可点。为了爬梳董其昌艺术的渊源有自，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博物馆藏王羲之《行穰贴》卷、日本中村不折书道博物馆藏颜真卿《自书告身贴》、故宫博物院藏赵佶《雪江归棹图》卷、辽宁省博物馆藏董源《夏景山口待渡图》卷、浙江省博物馆藏黄公望《富春山居图》(卷)(《剩山图》)、上海博物馆藏王献之《鸭头丸贴》卷、倪瓒《六君子图》轴等名品悉数亮相，其中，王羲之的《行穰贴》被誉为“美国藏中国书法之一名品”。可见董北苑之前，艺术史的天空已是繁星璀璨。

董其昌本人各阶段的书画名构，支撑起展览的核心板块。从其传世的最早画作、创作于35岁的《山居图》扇面到82岁的绝笔《细琐宋法山水图》卷，乃至上博庋藏董其昌作品中最经典的部分：《烟江叠嶂图》卷、《天马赋》、《秋兴八景图》等，都一一请出库房，时间跨度达48年。而与董其昌同代的书画家詹景凤、莫是龙、项元汴、宋旭，以及受董其昌影响深远的八大山人、王原祁、龚贤等人的画作，也在展览中露面。

展览中，虽然详细铺排出董其昌的生卒年表，却只是一味褒扬，并未对历史上的董其昌做立体的阐释。“宝筏”本为佛教用语，比喻引导众生渡过苦海到达彼岸的佛法。展览名为“丹青宝筏”，大约寓意董其昌以其毕生的丹青妙悟金针度人。然而，若不能学为人师，行为世范，何以当得起“宝筏”之称？

今体先驱王献之，及其代表作中秋帖，洛神赋十三行，鸭头丸帖

图片均来自 *** ，侵删。

王献之，字子敬，是王羲之的第七个儿子，曾任建威将军，吴兴太守，中书令等官职。

后其族弟天珉代替他中书令一职，世人因此称献之为大令，王珉为小令。

王献之七八岁便开始随父亲学习书法，虽有父风，便后习于张钟，自改制度，别创其法，率尔师心，冥合天矩。

王献之天性过人，外加十分刻苦勤奋，世传他小时候练习书写用尽十八缸墨，连他的都赞其曰:此子日后必有大名。

王献之的《中秋帖》是他的代表作之一。

《中秋帖》共写了3行22个字：“中秋不复不得相还为即甚省如何然胜人何庆等大军。”

这几个字运笔如火箸画灰，字势连绵不断，十分的潇洒飘逸，被当做是“一笔书”

《中秋帖》有很多说法，其中最主要的有三种：王献之真迹说、唐人临本说、米蒂临本说。

比如董其昌就认为这是王献之的《十二月帖》真迹；收藏家张丑则认为这是《十二月帖》的唐人临本；清初吴升则断定其为米蒂所临，他说：“此迹书法古厚，墨采气韵鲜润，但大似肥婢，虽非钩填，恐是宋人临仿。”

《中秋帖》是用竹料纸书写的，这种纸在王献之的时代没有，而要到北宋时才会出现。

毛笔也是，晋代用的是有心硬笔，转折比较生硬，而《中秋帖》用的是柔软的无心笔，行字流畅，线条连贯。

在上面，我们提到了一个《十二月帖》，将其用来鉴定真迹的关键点，那它是什么呢？

《十二月帖》还曾被南宋曹之格辑刻在《宝晋斋法帖》中，有两个本子，一个比较完整，其文内容是“十二月割至不中秋不复不得相未复还恸理为即甚省如何然胜人何庆等大军”。

这个帖子较好地保存了王献之书法的风貌，起首四字为行书，浑厚饱满，而到“割”字末笔开始却变得纵意挥洒，行书、草书相杂，大小、轻重变化，错综其势，气度恢宏而不受法度的束缚，简直令人着迷

《中秋帖》充分体现了王献之“连属无端”的特点。

跋文1：大内藏大令墨迹，多属唐人钩填，惟是卷真迹，二十二字，神采如新，洵希世宝也。向贮御书房，今贮三希堂中。乾隆丙寅二月。

跋文2：神韵独超、天姿特秀。张怀瓘《书估》。

王献之一生的书法艺术并不守旧，且与父不同，字身喜带长形。王献之因为家学渊源，学习又勤奋。其诗文书法，为东晋后起之秀。

他笔下的草书，下笔熟练、润秀、飞舞风流，不亚于父亲王羲之，父子合称二王。王献之以行书和草书闻名，但是楷书和隶书亦有深厚功底。

由于唐太宗并不十分欣赏其作品，使得他的作品未像其父作品那样有大量留存。

传世名作《洛神赋十三行》又称“玉版十三行”。前人评论王献之的书法为“丹穴凰舞，清泉龙跃。精密渊巧，出于神智”。

他的用笔，从“内拓”转为“外拓”。<14他的草书，更是为人称道。俞焯曾说：“草书自汉张芝而下，妙人神品者，官奴一人而已。”他的传世草书墨宝有《鸭头丸帖》《中秋帖》等，皆为唐摹本。

王献之的《鸭头丸帖》，行草，共十五字，绢本。

清代吴其贞在《书画记》里对此帖推崇备至，认为：“（此帖）书法雅正，雄秀惊人，得天然妙趣，为无上神品也。”

明末清初的书画鉴藏大家吴其贞称此帖“书法雅正，雄秀惊人，得天然妙趣，为无上神品也”。

如张怀瓘在《书议》中说的：“子敬才识高远，行草之外，更开一门。夫行书非草非真，离方遁圆，在乎季孟之间，兼真者谓之真行，带草者谓之行草。

子敬(献之字)之法，非草非行，流便于草，开张于行，草又处其中间……挺然秀出，务于简易，情驰神纵，超逸优游……有若风行雨散，润色开花，笔法体势中最为风流也。”

《鸭头丸帖》是中国书法史上的名迹。因帖首“鸭头丸”二字而得名。

【释文】鸭头丸，故不佳。明当必集，当与君相见。

王献之的《中秋帖》行草，共二十二字，神采如新，片羽吉光，世所罕见。清朝乾隆皇帝将它收入《三希帖》，视为“国宝”。

王献之学书和他的父亲一样，不局限于学一门一体，而是穷通各家。所以能在“兼众家之长，集诸体之美”的基础上，创造出自己独特的风格。

王献之是魏晋书家群体中的一位巨子。父亲王羲之的悉心的传授和指导，使他奠定了坚实的笔法基础。

由于王献之是魏晋名家中晚出的一位，客观上为他提供了博采众家之长、兼善诸体之美的机遇，赢得了与王羲之并列的艺术地位和声望。

王献之《洛神赋十三行》，蕴含的中庸美学！

《洛神赋》为魏文帝黄初四年(公元 223)曹植所作。该赋多方着墨，描绘洛神之美，生动传神，故王献之尤喜书《洛神赋》。相传其所书小楷《洛神赋》原有数本，自宋代以后仅残存中间十三行，现真迹已佚。世传石刻本有二：一为“碧玉版本”，一为“白玉版本”，一般以“碧玉版本”为优。传世刻本《洛神赋十三行》笔画沉着有力，用笔娟秀入骨、温润如玉，结体 天真自然，章法疏密得当，历来为后世书家之所重。

▲ 王献之《洛神赋十三行》宋刻旧拓剪裱本

点画的珠圆玉润美

《中庸》曾说：“君子之道，暗然而日章......君子之道，淡而不厌，简而文，温而理。”这句话的大意是说，作为君子，应该有含蓄而温润的品性。

《洛神赋十三行》的点画小巧，圆润玲珑，运笔精到。例如：“晋”“无”，其撇点、挑点起笔圆润，出锋含蓄，而“余”字下部左右两点则珠圆玉润，明如玉滴，珊珊可爱。

其横画则多平直，如“晋”“书”等字入笔较浅，中间略微上拱，收笔轻顿且略上提圆收。“长”字上部之中的两个短横起收、粗细、角度都一样，写得柔美而圆润。

其钩画写得也非常有味道，如“余”字的竖钩先蓄势后微顿再圆转，而后向左勾出，别有一番润泽含蓄之美。而“珮”“感”等字的戈钩写法是逆锋向上，折锋蓄势，然后陡然写下，出钩时驻笔向上折锋，神完气足。

结体的平衡自然美

平衡是美。《中庸》说：“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

《洛神赋十三行》中的字字形多变，随形布势。繁则大，简则小，揖让向背分明，曲直俯仰自如。于结体中尽显疏放自然之态，于平衡稳定中又尽露流美多姿之势。

通观此帖，我们若将帖中的任一字放大或缩小，都不失其本来面目，其原因就是王献之娴熟地运用了结字规律，亦如其早已把0.618黄金分割率烂熟于胸，其看似随意的构体结字，均能给人以飘逸而又不失其平正自然的“中和”之美。

章法的和谐统一美

中庸的核心是“中”与“和”。“和”就是相安与和谐，在一篇书法作品中，字形有长有扁，点画有伸有缩。然“古人作字，其方圆平直之法必先得于心手，合乎规矩，唯变所适，无非法者。是以或左或右、或伸或缩，无不笔笔卓立，各不相乱；字字相错，各不相妨；行行不排比，而莫不自如，全神相应”。“美是和谐”是人类在审美领域的同感。

《洛神赋十三行》在吸收了钟繇和王羲之小楷章法特点的同时又稍作变化，即纵有行、横无列基础上的错落有致。其章法依据字形上下大小不一，参差有别；字距忽大忽小，气势连贯，上下左右顾盼有态；行与行之间，其距离亦或大或小，行间之字揖让有序，顾盼有姿。

通篇无一分桎梏束缚，亦无一丝的尘土之气，整体效果是那么的自然贴 切、和谐统一。如“感交甫之弃言兮，怅犹豫而狐疑。收和颜而静志兮，申礼防以自持”，“或戏清流，或翔神渚，或采明珠，或拾翠羽”，“愿诚素之先达兮，解玉佩以要之”等句。

字在一行之中有大有小，有长有短，左伸右展，在匀称布白中寓婀娜跌宕之姿。宛如美女插花，在全篇之中又左顾右盼，浑然一体，可谓疏可走马，潇洒自然，具有如翠珠散落玉盘般的跳宕、铿锵、和谐的音乐般的美感，充分体现了这位大书家匠心独运的布白之妙。

谢安曾问他：“你的书法与令尊大人相比，怎样？”王献之道：“当然不同，各有所长。”谢安道：“旁人评价不是这样。”王献之道：“旁人哪里知道。”

王献之还创造了“一笔书”，变其父上下不相连之草为相连之草，往往一笔连贯数字，由于其书法豪迈气势宏伟，故为世人所重。<

王献之父子的楷书都闻名之世，唐宋以下的书家们，写楷严整俊美，媚俏的笔调。他们父子俩的楷笔，真可是千古不朽，万世流传，有不可磨灭的吸引力

由晋末至梁代的一个半世纪，王献之的影响甚至超过了其父王羲之。

梁书画家袁昂在《古今书评》中说：“张芝惊奇，钟繇特绝，逸少鼎能，献之冠世。”将四贤并称。

而宋齐之间书学地位更高者则一度推王献之。献之从父学书，天资极高，敏于革新，转师张芝，而创上下相连的草书，媚妍甚至超过其父，穷微入圣，与其父同称“二王”。

梁陶弘景《与梁武帝论书启》云：“比世皆尚子敬书”，“海内非惟不复知有元常，于逸少亦然”。

当时几乎成了王献之的天下。一直到了唐代，唐太宗竭力褒扬王羲之而贬抑王献之，一些书法评论家才开始认为王献之的书法比不上他的父亲王羲之。

但是北宋书法家米芾，主要是向王献之学习。

现代著名学者、书法家胡小石更认为张旭、怀素一派之“狂草”，便是由王献之草书发展而成的。

张怀瓘在《书估》中评其书法为之一等，并评其真书第四、行书第二、章草之一、草书第三，与其飞白书都为神品。

王献之的八分书则被列为能品。

袁昂：张芝经奇，钟繇特绝，逸少（王羲之）鼎能，献之冠世。四贤共类，洪芳不灭。

（《古今书评》王子敬书如河、洛少年，虽有充悦，而举体沓拖，殊不可耐。（《古今书评》）李嗣真：子敬草书，逸气过父。如丹穴凤舞，清泉龙跃，倏忽变化，莫知所成。

或蹴海移山，或翻波簸岳。而正书、行书，如田野学士，越参朝列，非不稽古 *** ，乃时失体处。

张怀瓘：子敬行草之外，更开一门，非草非真，离方遁圆，兼真者谓之真行，带草者谓之行草。子敬之法，非草非行，流便于行草之间。逸少秉真、行之要，子敬执行草之权。父之灵和，子之神骏，古今独绝也。<18>（《六体书论》

“二王”不能沦为一种“图式”

行书鸭头丸帖卷 王献之

东晋时期，文字从隶书逐渐完成了楷书的蜕变，从汉代使用简牍到魏晋南北朝时普遍使用纸张，工具、材料、书写方式在变化，东晋人的人文情怀也在变化。东晋人讲究不为物所制，讲究放浪形骸之外，这些情怀对书法的影响，自然而然形成了王羲之、王献之的艺术风格。以“二王”为主导的一派风格，不是王羲之凭借聪明才智向壁虚造，而是他顺乎书法发展史自然形成。

任何艺术都是肇始于民间，自帖派形成后，整个“二王”流派1600年经久不衰，说明它符合书法史的发展规律，符合艺术创作的规律，一直在发展，与时俱进。一路走来，它经过了明代中叶的小幅变大幅，案上读变壁上观，经过了清代中叶以后的碑帖对峙与融合，逐渐走到了今天。当下，对于王羲之这一流派，有人评价说是“新帖学”，但是这一评价在学术跟进上并不充分，缺少学术的深入思考。

现代书法作品展上，以“二王”为源头的作品就占了半数以上，可以看出，它是得到大家认可的。“二王”帖派书法在今天的繁荣，一方面体现出一些有识之士的自觉思考，另一方面也是艺术发展规律的结果。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已经很难停留在原生态的“二王”上了，因为我们不可能再回到东晋时期的那种文人情怀，不可能再回到那一时期士族之间互相唱和时写的小尺牍，“二王”的尺牍书到了现代展厅里，必然在形式上有新的变化，例如，现在的很多优秀作品，它们既传承了东晋以来那种内在的文化气象，同时也表现出现代展厅中整体呈现对视觉的冲击力。但是在这之中也有很多文化失落，我们常常更加注重形式而忽略了深层次的文化内容。我们需要全方位地观照书法，包括书法的内容、形式、象征意义等，这种场景下，我们的创作还需要从文化上强化。

现在的一些作者存在盲目倾向，例如，有些作者这个作品获奖了，其他人便即刻跟风效仿。还有一个问题是在评选机制下追逐选票，这通常会形成两个极端，就篆刻展来说，当前突出的问题是极度工艺化和极度写意化，工艺化大体为明清样式，细朱文等，写意化多为大印古玺，以点画狼藉，凭借一片金石气取胜，不像老一辈以汉印为基础，在汉印基础上找新意、找出路，最后形成风格。过去的主流现在缺失了，更多的是追求吸引眼球。帖派书法现在也存在这种极度工艺化和极度写意化的现象，极度工艺化主要体现在将王羲之的字写成小片，连缀起来成大幅，或者是将它写成长卷、册页、几段的样式，这样的字虽然还是小字，但很难有大气象，这种只是在技巧上模仿王羲之，而缺乏当代思考与转化的做法，是需要我们警惕的。另一方面，一些书者为追求展厅的视觉效果，以狂放而没有法度的形式书写，将其作为一种图案化的演绎，如此，“二王”书法的内在可读性完全丧失，只剩下一种图式。

技法是完成作品最基本的一种技术，是书法的物质形态，离不开书者思想力、文化底蕴的支撑。境界包括书法境界、文化境界、做人境界等等，所以它又与德联系起来。对于当代书法家而言，如何正确地理解“二王”，如何把握文化、技法、形式、境界这些内容，仍是大家需要深入思考并努力探索的课题。

（作者系西泠印社副社长 李刚田）

他的书法，位列帝王前三甲

宋高宗赵构

书法以外的领域宋高宗实乏善可陈，《宋史》虽将宋高宗与夏少康、周宣王、汉光武、晋元帝、唐肃宗并列为「中兴六君」，对高宗的处境寄予同情。但对其牺牲岳飞，与金议和，则总结为：「恬堕猥懦，坐失事机……偷安忍耻，匿怨忘亲，卒不免于来世之诮，悲夫！」

与乃父宋徽宗一样是误生于帝王家的文人，宋高宗的书法与书论自有可观之处，本文拟搁置其政治上的争议，专论其书法及对南宋书坛的影响。

宋高宗早期书法

高宗早年习黄庭坚体，绍兴初年改学米芾字，其改体原因于南宋楼钥《攻媿集》中言之甚详：「高宗皇帝垂精翰墨，始为黄庭坚书，今《戒石铭》之类是也。伪齐尚存，故臣郑亿年辈密奏，豫方使人习庭坚体，恐缓急与御笔相乱，遂改米芾字，皆夺其真。」可知高宗之弃黄改米，政治因素甚大。刘豫于建炎四年（1130年）即伪齐帝位，据现存高宗最早署年书迹——绍兴三年（1133年）所作《佛顶光明塔碑》仍为黄庭坚体推断，高宗改体时间当在绍兴三年以后。

高宗习米字为时甚短，绍兴四年（1134年）高宗临王羲之《乐毅论》赐名将韩世忠，绍兴七年（1137年）高宗临《兰亭序》赐辅臣刘光世，可知高宗自绍兴四年左右已开始学习「二王」，亦即由黄改米后不久。追究其因，在高宗所作《翰墨志》中有谓：「芾于真楷篆隶不甚工，惟于行草，诚入能品。」米芾楷书不甚工，非学习典范，应为高宗二次改体主因。

南宋 赵构 佛顶光明塔碑（拓本） 日本宫内厅藏

据文献考察，高宗早期书法系以黄、米二体为主，而现存三十岁以前书迹，亦正是黄、米风格，如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佛顶光明塔碑》拓本纯用黄体，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李唐《晋文公复国图》卷的题，则兼参黄、米，日本藏《赐梁汝嘉勅书》四通，亦多黄、米笔意。《佛顶光明塔碑》为绍兴三年高宗赐浙江广利寺净昙法师之诏勅上石，高宗时年二十七岁，其字无论结体笔法全出自黄庭坚，唯笔势之开合与行气之侵让错落犹未及黄书之老辣淋漓。

南宋 赵构 七言律诗页 绢本墨笔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高宗早期书迹中最引人争议的是《赐梁汝嘉勅书》四通，梁汝嘉为高宗朝臣，官至户部尚书，与秦桧相善，长于吏治，知临安府时，风绩尤著，唯人品不高，当时士大夫甚薄之。据勅书后跋得知，勅书原为十二通，清道光年间为人割裂，仅余四通，现存四通皆书于泥金花笺，之一通书于绍兴五年（1135年）勅旨赏赐梁汝嘉生日，第二通书于绍兴六年（1136年）勅旨不允梁汝嘉请辞事，第三通书于绍兴十一年（1141年）委梁氏平章之任，第四通书于绍兴十三年（1143年）慰问梁汝嘉病况。之一、二通运笔结体有黄庭坚意，而流美峻拔处又颇近米芾，第三、四通书风较温雅。勅书上梁氏所书官衔，查与史书所载不合，故以文献论，此四通勅书还有待考证。

南宋 赵构 七言律诗页 绢本墨笔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宋高宗中期书法

南宋绍兴十一年（1141年），宋高宗颁诏翻刻《淳化阁法帖》，内容形制版式均依祖本原貌，摹刻精善，刻板置于国子监，世称绍兴国子监本；绍兴十二年（1142年）宋金和议完成，高宗全力鼓动士类学习书法，由榷场互市获得许多晋唐真迹；南宋绍兴十三年到四十八岁《徽宗文集序》之潇洒从容，其间风格转变极为明显。此期重要书迹除前述二作以外，尚有绍兴十一年（1141年）《赐岳飞批札敕》，绍兴十三年（1143年）《御书石经》，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以后之《孝女曹娥碑跋》等。

南宋 赵构 徽宗文集序 日本文化厅藏

《鸭头丸帖跋》与《赐岳飞批札敕》，虽一为楷一为行，然皆勾划用心，极有作意，为初期习王风格，二书结体皆紧，横划尖起顿收，竖划起笔露锋，撇划收尾稍顿，捺笔拖长，显示出一定的书写习惯，为极力求工之作。

南宋 赵构 跋王献之《鸭头丸帖》卷 此卷现藏上海博物馆

《御书石经》小楷结体整秀，《诗经》、《左传》摹王羲之《乐毅》、《黄庭》风格。《论语》、《孟子》楷中带行，与吴皇后《青山白云七绝诗》纨扇相近。同时，参证南宋叶绍翁《四朝见闻录》载「高宗御书石经」条：「高宗御书六经，尝以赐国子监及石本于诸州庠，上亲御翰墨，稍倦，即命宪圣（吴皇后）续书，至今皆莫辨。」则石经中《论语》、《孟子》一段有可能为吴后代笔。

到高宗四十八岁书写《徽宗文集序》时，已发展出特有的优雅气度，结字较为舒展，用笔含蓄而有韵味，笔划提顿清楚，粗细差距明显，弯勾与撇捺弧度增大，笔法多变而不露锋芒，笔与笔之转折扣搭自然，与三十四岁《鸭头丸帖跋》相比，其书写之从容与运笔之成熟，显而易见。辽宁省博物馆藏《孝女曹娥碑跋》书风与《徽宗文集序》接近，跋后题「损斋书」，钤「损斋书印」，损斋为高宗于绍兴二十八年所建书斋，则此跋当为中期偏后之作。

南宋 赵构 跋晋人书（传）《曹娥碑》（《孝女曹娥碑》）卷 此卷现藏辽宁省博物馆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宋元宝翰》册之一幅《七言律诗》页，笔划趋平顺，提顿减少，行笔老练，火气全无，与晚期书风接近，唯钤「御书之宝」一印，应为高宗在位时作，故仍定为中期作品。

南宋 赵构 草书后赤壁赋卷（局部） 绢本墨笔 故宫博物院藏

南宋 马和之 赵构书后赤壁赋卷图 局部

宋高宗晚期书法

高宗退位以后，居德寿宫，临池更勤，所作楷行草书迹甚多，《玉海》「乾道七年」（1171年）条载，孝宗以太上皇帝真行草书十卷示宰臣，内中包括宋玉《高唐赋》、陆机《文赋》、曹植《洛神赋》、王粲《登楼赋》、周兴嗣《千字文》等十件。又「淳熙三年」（1176年）、「五年」（1178年）、「十一年」（1184年）条，俱载太上皇帝御书团扇、卷、轴以赐臣下。

在这二十余年间，高宗对自己的书法造诣有如下的体认：「故晚年得趣，横斜平直，随意所适。至作尺余大字，肆笔皆成，每不介意，至或肤腴瘦硬，山林丘壑之气，则酒后颇有佳处，古人岂难到也。」由现存书迹观之，高宗晚年楷书典雅圆融，不为奇峭险绝之笔，端正停匀，复得飘扬潇洒之趣。草书笔法精熟，变化多姿而沉着稳秀，不为唐旭（张旭）、素（怀素）狂草连绵之笔，专效晋人法度端严中含散逸之韵。

南宋 赵构 草书洛神赋卷（局部） 绢本墨笔 辽宁省博物馆藏

高宗晚期书迹，可以《嵇康养生论》、《真草千文》与《草书洛神赋》为代表，高宗书扇册中《天山七绝诗》纨扇亦为此期佳作。

《嵇康养生论》以真草二体书写，袭隋智永《真草千文》风格，篇末钤「德寿御书」印，知为退位以后所作。与中期《徽宗文集序》比较，则见高宗晚期楷体结字更加宽绰，笔之提顿轻重较收敛，起收转折圆融含蓄，平正大方，气度雍容。

《洛神赋》后署「德寿殿书」，为现存高宗晚年草书之代表作，高宗自谓「晚年得趣，横斜平直，随意所适」。正是此书之写照，其书字字独立，却笔断意连，行笔似速实迟，彰显能速不速之功力，写来潇洒而稳重，流畅不失法度，深得孙过庭「以点划为情性，以使转为形质」之意。笔法与此期楷书不同处在提顿明显，使转间正倒倾侧，各具姿态，足堪玩味再三。

《天山七绝诗》纨扇笔法结构均与《草书洛神赋》雷同，唯行笔较放，为草草不经意之作。另一开《轻舠七绝诗》纨扇，结字宽绰，秃笔藏锋，后二句竖划时有战笔，不类《嵇康养生论》与《真草千文》，或为高宗极晚之书迹，拟待进一步考证。

南宋 赵构 嵇康养生论卷（局部） 纸本墨笔 上海博物馆藏

宋高宗书法影响

中国历史上不乏善书之帝王，如唐太宗、唐玄宗、金章宗、元文宗、明宣宗与宋徽宗等，然一个朝代至多出一两位，至若南宋帝室自高宗起，吴皇后、刘贵妃、孝宗、光宗、宁宗、杨皇后至理宗，书法造诣均达相当水平，较诸史乘，尚无他代可与比拟。

带动南宋皇室崇尚书法风气者，即南宋之一位君主——宋高宗。宋高宗不仅带动皇室书风，更以临王书迹广赐臣下，勉励诸臣多加学习。以「欲鼓动士类，为一代操觚之盛」为己任的宋高宗对「二王」书学之推行不遗余力，他主导刊刻之《绍兴国子监法帖》与《御书石经》发挥了极大的影响。

南宋 赵构 草书天山七绝诗扇 绢本墨笔 纵23.5厘米 横24.4厘米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南宋 吴皇后 青山白云七绝诗扇 绢本墨笔 纵22.9厘米 横23.9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御书石经》除有利于士子研读经书外，其「二王」风格之小楷更对南宋乃至后世书坛有着深远的影响；《绍兴国子监法帖》的刊刻则明显地带动了南宋公私刻帖的风气，如宋孝宗（1127年?1194年）重刻《淳化阁法帖》，世称《淳熙阁帖》或《淳熙修内司帖》；以南渡后续得之晋唐遗迹摹刻之《淳熙秘阁续帖》，韩侂胄辑家藏宋代帝王及晋王羲之至时人墨迹所刻之《群玉堂帖》等。

宋高宗的书法成就与对书坛的影响在当代与后世均受推重，南宋末年词人藏家周密曾谓：「思陵（宋高宗）妙悟八法，留神古雅，当干戈俶扰之际，访求法书名画，不遗余力。清闲之燕，展玩摹拓不少怠。盖嗜好之笃，不惮劳费，故四方争以奉上无虚日。后又于榷场购北方遗失之物，故绍兴内府所藏不减宣政。」

元末明初文史学家陶宗仪则称宋高宗书法「善真、行、草书，天纵其能，无不造妙」。力主抗金的南宋诗人杨万里在《诚斋集》中云：「我高宗初作黄字，天下翕然学黄；后作米字，天下翕然学米。」现代学者马宗霍于《书林藻鉴》中谓高宗「盖一艺之微，苟倡之自上，其风靡有如此者」。正是上有好者，下必甚焉！

南宋 赵眘 行楷书 池上水边联句扇 绢本墨笔 纵22.9厘米 横24.4厘米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南宋 赵惇 行楷书高标贞色联句扇 绢本墨笔 纵21.3厘米 横21厘米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无法拨乱反正，只能继体守文的宋高宗，经历了宋金战乱，以称臣、割地与赔款议和，终于换得南宋百余年安定，这样一位中兴之主的内心深处究竟如何？或许从他绍兴元年至会稽，因览黄庭坚所书张志和《渔父词》十五首，和韵所作之词句中，可略窥高宗向往淡泊恬退之心境：

一湖春水夜来生，几迭春山远更横。烟艇小，钓丝轻，赢得闲中万古名。

暮暮朝朝冬复春，高车驷马趁朝身。金拄屋，粟盈囷，那知江汉独醒人。

南宋 赵构 行楷书轻舠七绝诗扇 绢本墨笔 纵23.5厘米 横25.4厘米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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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监丨冯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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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叶恭绰在巴黎和会前后

郑重

前不久为观众所热议的电视剧《觉醒的年代》，记录了之一次世界大战胜利后战胜国在巴黎开会的事。中国没有一兵一卒参战，为什么会成为战胜国参加了会议？这又使我想到了叶恭绰。人们只知道叶恭绰是艺术收藏家、鉴赏家，却对他的社会活动都知之甚少。

叶恭绰

1914年，奥地利皇储腓迪南及其妻在塞尔维亚被刺殒命，奥地利因之向塞尔维亚宣战，接着又向俄罗斯及比利时宣战。德国也分别向俄国及法国宣战，随着战势的扩大，欧洲战争爆发了。1916年，梁士诒屡谏袁世凯不要实行帝制，集中兵力对德宣战，但袁世凯不听，坚持称帝不参与欧洲战争。这样，梁士诒就到了天津，与叶恭绰商议，为了维持中国的国际地位，决定组织惠民公司，招募华工20万人赴欧参战。设立赴欧参战总机关时，中国尚守中立，不能以 *** 名义直接办理赴欧参战事宜。他们先与法国驻中国公使康悌（Conte）密商，托名公司，以商人名义，法国以军部陶礼德上校改称农业 *** ，代表法国与惠民公司签订合同，极力避免参战字样，不为德奥提供口实，以及沿途遭受袭击之险。惠民公司以梁汝成为经理，派王子祺、李兼善与陶礼德磋商工约，一洗历来“猪仔”华工之陋习，务求与法国公民一律享受平等待遇。工约条款明确了雇工年限、工作时间、死伤疾病医恤之费，并设翻译以作双方沟通。再由中国派遣外交官赴法保护华工权利，并由康悌公司担保华工到了法国只参加劳务，不参加战务。经半年谈判，双方正式签下字约。

(晋)王献之 鸭头丸帖(局部) 绢本墨笔 26.1×26.9cm 叶恭绰旧藏 上海博物馆藏

开始，先选定在天津、浦口、青岛、香港四处招工。南方由梁士诒亲自主持，华北地区则由叶恭绰负责。候船期虽然还未到，叶恭绰即招募大批工人以候船期，在这期间的一切费用都先由惠民公司垫付，而且大批工人如不经军法训练，不允许赴法。由此，叶恭绰又请郑洪年负责，与长江南北军人联络，对工人进行军训。惠民公司招收人员以浦口工人为最多，香港次之。青岛为山东口岸，由张势中主持。其后，英国在威海、俄国在哈尔滨招募华工，皆以惠民公司为法人代表办理。截至1917年，惠民公司办理出发赴欧华工已逾二十万人。

年轻时的叶恭绰

袁世凯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时，山东已为日本人蹂躏，加以帝制政潮，牵动内战，全国汹汹无复著眠。叶恭绰与梁士诒商定：（一）中国财力兵备不足以遣兵赴欧，可采用以士代兵，这样中国 *** 可省海陆运输饷械之巨额费用，而参战工人反得列国所给工资，中国 *** 可不费一文，可获战胜之种种权利。（二）战争发展趋势，德国必败，中国 *** 要与参加各国签订条约。（三）欧战以法国为最前线，法国壮丁既少而伤亡尤甚，所需华工应以法国为最急，如派遣华工应先与法国签订优待条约。（四）托名公司，由商人出面办理，并与条约上力避参战字样，以避免德国报复及残害中国海外华侨。

叶恭绰 竹石图 纸本墨笔 纵117厘米 横35厘米 四川博物院藏

对中国要不要与德国绝交并参战，一直存在着争论。北京 *** 中，当时的总统黎元洪反对绝交参战，在协约国的促使下，国务院总理段祺瑞主张中国和德国绝交并参战。对段祺瑞影响更大的是进步党人梁启超，他拜谒段祺瑞和黎元洪、其他 *** 要人、政团首领、社会名流，陈述自己的主张，在《申报》上发表谈话，发起成立国民外交后援会，列席 *** 部门召开的研究对德外交的各种会议，反复陈说对德绝交、宣战的必要性。 *** 人中，孙中山坚决反对中国参战，他写信给北京的国会议员，鼓动他们否决参战案，言称“亡国之险，即在目前，否决即救国之道”。 *** 人李大钊、陈独秀也撰文力主参战。上海更有一千七百余人联名通电迅速对德宣战。

1917年8月14日，中国对德国宣战，成立了军事交通部，交通部设置军事委员会，叶恭绰任会长，办理对德、奥宣战事宜，主办该会经办各事，如农商部附设战士粮食出口筹备处，财政部附设战时会计处。另外还为战后和平会编辑各种材料，已编成的有：《外交部外交事记本末》《交通部关于财政收入事记本末》《关于中国对德绝交交通部事记本末》《关于中国 *** 对德奥宣战事记本末》。在凡尔赛会议之前，这几则《本末》都已向大会提交。

叶恭绰致徐森玉函，约1951年12月27日

叶恭绰致徐森玉函，1952年2月3日

1918年，基尔舰队起义，慕尼黑爆发革命，社会党领袖谢尔曼宣布德意志为共和国，德皇威廉二世逊位，德军从法国、比利时全部撤出，历时四年的之一次世界大战至此结束。1919年1月，欧洲停战后的和会在法国凡尔赛宫举行，各参战国以出兵人数之多寡确定列席发言权。会上，日本指出中国未出一兵一卒，宣而不战，应不下请帖，不设座位。这时，陆徵祥以前任外长资格在欧洲发表谈话，声言：他于外长任内允许法国驻中国公司康悌照会，批准惠民公司华工出洋，欧战时，在战线中的华工二十万人，掘战壕，搬炸弹，制枪械，无论在后方前线，华工均奋勇当先，中国何负于协约！陆徵祥的侃侃抗争，各国代表皆为色动，遂订下向中国下帖设席。1911年，陆徵祥、顾维钧二人以参战二十万华工为资本、以中国战胜国的资格出席华盛顿会议。这次中国在外交上的胜利，梁士诒、叶恭绰功不可没。

陆徵祥生于上海，其父是虔诚的基督教徒，所以他从小所受的是基督教育，英文极好。1893年，被派往中国驻彼德堡公使团担任翻译，那年他刚满二十三岁。在公使团任翻译十四年，深受中国公使许景澄的重视，要把他培养成职业外交家。清朝皇帝溥仪逊位后，1912年，南京国民 *** 成立，任命袁世凯组建新的国家体制，请陆徵祥入阁担任外交总长。1919年巴黎和会时，陆徵祥虽然不在外交总长的任上，但他还是代表中国参加，而且是和会十人委员会成员之一，任命顾维钧担任委员会的中方发言人。

叶恭绰 兰花 25×25cm 北京画院藏

陆徵祥在《回忆与随想》一书中，回忆他参加巴黎和会时的心情：在巴黎和会上，代表们都极为关心中国对《二十一条》的态度，顾维钧发言结束，就有代表提出“何为《二十一条》”？这表明他们对远东及中国的命运知之甚少，这表明中国的命运已提前被判定了。结果是我们徒劳地一次次企图阻止签订这个对战胜的协约国——中国如此不公平和带来损失的和平协定，试图避免列强让已经灾难深重的中国雪上加霜。接近和约最后签署的日期，我们仍然对德国占领中国领土问题坚持强硬态度，但是西方列强纷纷通过各自驻京公使向中国施压，迫使其对我下令。突然面对这么多国家代表的一致态度，北京 *** 认为我们的不签字做法会让中国陷入孤立，是一种不谨慎的做法，于是正式发来指令，命我签署和约。当天夜里，已经很晚了，和约签署结束几个小时之后， *** 发来电报，让我拒绝，这正是此前我通过冷静思索后所做出的举动。

叶恭绰 书法扇面(背面) 纸本墨笔 27× 47cm 北京画院藏

中国抓住了之一次世界大战的有利契机，废除了与德奥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从而在不平等条约体系的链条上打出了一个缺口，鼓舞了中国今后向其他国家提出修改不平等条约的勇气和信心。就中国外交而言，由于中国参战而有资格参加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中国外交官也在国际舞台上作了一个出色的亮相，可以说是中国外交的一大转机，使中国开始逐渐融入国际社会，也使中国外交近代化由此起步。

为解决留法华工的教育问题，叶恭绰又派李兼善赴巴黎，会晤中国驻法公使胡维德，访华法教育会长蔡元培及汪精卫、李石曾，讨论设立留法华工教育组织问题，彼此所见相同，继又和法国军队总理主持工务的将军陶礼德商量，先选华工中少年聪颖者学法文，法语普通知识，学习期不扣工资。另外还订了工约，在当时出洋华工每月扣存工资的一小部分作为公积金，待华工回国后组织团体之用，不意在法国的中国之某人挑动华工，尽数索回。此时公积金已近一亿法朗乃尽消耗于法国，使后来回国华工团体， *** 亦无暇顾及，此事不了了之，使叶恭绰感到甚为可惜。虽然如此，叶恭绰仍没有放弃自己的见解，他认为中国若要立于世界之林，一是教育要普及，司法要独立，必须努力于此二点，否则种种建设皆成点缀。

1918年，中国 *** 以发展交通名义向日本贷款，此事由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协商议定的，借款一点四五亿日元。时称“西原贷款”，此次借款的目的是为了加强皖系军阀的实力，以推行其“武力统一”中国的政策。诸项借款中，凡以交通部名义借贷的，均需由交通部偿还本息，而事实这次借款是政治、军事借款，和交通部无关。叶恭绰办铁路向来以国家 *** 至上，铁路交通保持独立，不涉政治，段祺瑞、曹汝霖的做法违背了这样的原则。叶恭绰根本就无法接受，他把段、曹的借款行为透露给了报界，报界披露了借款的内幕，曹汝霖就向叶恭绰发出警告，要他“承担责任”，叶恭绰立即以辞职作为回答，表明自己反对借款的立场。再则，叶恭绰认为铁路问题常常涉及国际上的矛盾，国内的政治派系的矛盾会引起国际纠纷，将会损坏国家 *** 及利益。由此国内各派之间政治斗争形成了政潮爆发，其中一派政治力量以叶恭绰反对贷款而对他不满。

叶恭绰辞职即出门远行，叶恭绰约王景春、韩汝甲同行。他们这次远行不是观光旅行，而且担负着任务。这年冬天，巴黎和会开幕，交通部派叶恭绰赴巴黎协助中国各代表出席和会。同时调查欧战后各国复兴各种设施，还要帮助交通银行调查商订国外汇总，还要视察、慰抚惠民公司在欧洲华工，任务繁重。12月23日由北京起程，经奉天、朝鲜，29日到达大阪，视察汽车制造会社、三菱制练所及大阪朝日新闻社。叶恭绰考察了日本的铁路、造船工业，会见实业商会及华侨商会。

叶恭绰在日本期间，日本当然很关心巨额西原贷款事件，询问叶恭绰是否反对西原贷款，他很明确回答对西原贷款持反对立场，并说，如果两国确讲亲交，则应当互助，采取正当途径，而西原贷款之方式与内容，徒损两国亲交原则，对两国都没有好处。

1919年1月23日，叶恭绰由日本横滨乘船，2月2日到达美国旧金山，开始对美国访问。叶恭绰在美国期间，考察了美国铁路、长途 *** 、电报同用一条线的设施，参加各种实业家招待会，发表演说，讲中国海域的历史及铁路状况，还应邀参加了威尔逊总统的阅兵式，会见美国 *** 国务卿，会谈中国铁路问题。离开美国前，他还以五百美金悬赏中国留学生征文。3月1日，叶恭绰离开美国转道英国。他到了伦敦，谒英国将领戈登墓，访问孙中山在落难伦敦故居，中国驻英国公使罗忠诒设宴招待，然后即去了法国巴黎。

叶恭绰 竹石图 纸本设色 99×47cm 广东番禺博物馆藏

叶恭绰到了巴黎即住在中国参加和会代表团驻地，被聘为中国代表团之顾问。安定下来之后，叶恭绰即往法国东北部及比利时，参观欧战战场及要塞。这时欧洲战场刚停战，劫灰未尽清理，森林还残留着战火遗迹，白骨盈野，到处都是散乱的军械，所过繁华城市也都被毁为平地，不辨本来面目，凋蔽景象远在中国吊古战场文所描写之外。在战场中，叶恭绰捡了一些战争残留之物，准备送给中国华工以为纪念。在途中，叶恭绰见到许多华工及小贩，乡音无改，叶恭绰感到特别亲切，他发表了演讲，除了向华工赠送从战场上捡来的遗物，还送了中国国旗。接着，他又参观了中国华工医院及华人墓地，见道旁坟茔累累，大多为叶恭绰招募的华工，不禁怆然涕下。

叶恭绰参观了巴黎市政建设。这时巴黎地下已经形成另一世界，沿街有许多深沟，皆砌成圆拱形，高七八米，宽三四米。圆拱上面再开一渠道供排污水用，全市污水经过许多支线，汇于总渠然后引流注入数个污水处理广场，经层层过滤，废物皆折出，渣滓经过处加工成肥料，然后再由巨管引出离数十里的地下备用。拱内顶部，则铺设电线、煤气管及自来水管，或其他管线，这样，巴黎街头地面上则不见管线。叶恭绰不顾疲劳，爬上爬下，实地考察并作了平实记录。在一渠道出口有一墓，用人骨分类砌成花纹图案，如头骨为一类，颈骨为一类，叶恭绰认为是奇观，作诸多记录。叶恭绰还到巴黎郊区考察葡萄和香花的种植，调查了法国铁路运价问题。

在巴黎，叶恭绰目睹中国代表团之涣散，做事没有准备。当时，法国为参加和会代表提出印刷宣传资料，法国驻中国访员询问中国代表有什么宣传品需要印刷的，代表团竟无人应答。访员和叶恭绰商议，叶即奔波各处想方设法予以输入。直到和议已经结束，中国编印的宣传材料才发出，其中有叶恭绰在国内时为参加和会编制的材料。叶恭绰深为感叹中国国际宣传之落后，如何能与外国竞争呢？这时巴黎有国际新闻俱乐部，日本记者有三十多人参加，中国参加的只有胡政之和谢东发两人。谢是生长在法国的中国人，不会讲中国话，实际上中国只有胡政之一人，叶恭绰和胡政之谈及中国宣传之落后，只能嘘唏长叹，无力改变当时的那种局面。

此次，叶恭绰赴欧美，除考察政治、经济、交通诸问题外，尤注重宣扬中国文化。他提出中国的发展要以“道德为体，科学为用”，为了沟通中西文化，他和法国学者议定在巴黎大学设中国学术讲座并创办中国学院。

结束了对法国访问，叶恭绰又去了英国，考察飞机制造业。回国后，他曾屡次提议拟创建中国飞机制造事业，但由于内争纷纭，旋即作罢。

责任编辑：陈若茜

校对：徐亦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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