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理：贵州省（贵阳篇）

中国地理：贵州省（贵阳篇）

贵州省的省会贵阳市，简称“筑”，

别称“林城”、“筑城”，

位于云贵高原之上、贵州省中部，

黔中山原丘陵中部、长江与珠江分水岭地带，

与黔南州、安顺市、毕节市、遵义市接壤。

贵阳是西南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交通、通信枢纽，

是西南地区重要的工业基地和商贸旅游服务中心，

是贵州省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教、交通中心。

总面积8034平方公里，常住人口近600万。

下辖6个区：南明区、云岩区、花溪区、乌当区、白云区、观山湖区；

3个县：开阳县、息烽县、修文县；

1个县级市：清镇市。

贵阳市人民 *** 驻观山湖区林城东路7号。

贵阳市总地势西南高、东北低，

苗岭横延境内，丘陵与盆地、谷地、洼地相间，

峰丛与碟状洼地、漏斗、伏流、溶洞发育，

地貌属于以山地、丘陵为主的丘原盆地地区。

气候属亚热带湿润温和型气候：夏无酷暑、冬无严寒。

境内以花溪区桐木岭为界，

以北的河流属长江水系，主要河流有乌江、南明河、息烽河等90条；

以南为河流属珠江水系，主要河流有蒙江等8条。

境内土壤以酸性黄壤为主，

与石灰岩、白云岩、砂岩、页岩等交错分布。

常见树种有马尾松、杉木、侧柏和各种栎树等；

珍稀树种有青岩油杉、南方铁杉、云贵鹅耳栎等数十种；

贵重药材有厚朴、杜仲、黄柏、红豆杉等。

国家级保护动物有大鲵、鸳鸯、红腹锦鸡、穿山甲、八哥、林麝、猕猴等。

矿产资源主要有煤、铁、硅、重晶石、大理石、耐火黏土、铝矾土等。

贵阳市境内有山地、河流、峡谷、湖泊、岩溶、洞穴、瀑布、原始森林、人文等景观，

主要景点有：

1、花溪区：

青岩古镇、花溪国家城市湿地公园、天河潭、

松柏山水利风景区、赵公专祠、花溪公园、花溪黄金大道、

镇山布依寨、云顶草场（花溪高山草场）、贵阳南郊公园、

贵州石文化艺术馆（贵州古生物化石博物馆）、花溪河、

迎祥寺、花溪夜郎谷宋氏古堡；

2、乌当区：

保利国际温泉、贵御温泉、东风老街、乌当情人谷、

庖汤之一村王岗村、董农民居、香纸沟省级风景名胜区、

振华万象温泉、新天温泉公园、相思河旅游景区、

东风协天宫、枫叶谷温泉度假区、渔洞峡、普渡桥、

后所古林寺（原名祖师庙）、来仙阁；

3、云岩区：

贵阳黔灵山、贵阳文昌阁、弘福寺、欣港湾休闲综合体、

解放贵州革命烈士纪念碑、老东门遗址、黔灵湖、

贵阳光华钱币博物馆、东山公园、黔灵公园、贵阳阳明祠、

天邑森林温泉、君子亭、猕猴园、九曲径、麒麟洞、

大觉精舍、七星潭景区、三岭湾猕猴观赏园、尹道真祠；

4、南明区：

甲秀楼、贵州多彩万象旅游城、贵阳市河滨公园、

贵阳市森林公园、永乐湖水利风景区、贵阳黔明寺、

贵州民族文化宫（贵州省民族博物馆）、达德书院、

贵阳药用植物园、贵阳仙人洞、筑城广场、贵阳观音洞、

明永乐古堡遗址、阿哈湖国家湿地公园、花果园湿地公园、

甲秀广场、贵阳翠微楼；

5、白云区、

白云蓬莱仙界?休闲农业旅游区、白云公园、天鹅湖森林公园、

贵阳欢乐世界、长坡岭森林公园、万亩花卉生态旅游区、

世界猴樟王公园、贵阳白云寺、潮水河立体生态公园、

沙文新寨天生桥风景区、南湖公园、贵阳民族民俗博物馆、

云雾山生态旅游区、樱花广场、下水大佛、金山寺、梅花谷；

6、观山湖区：

观山湖公园、贵州省博物馆、贵阳百花湖国家湿地公园、

苗族风情园、金翠湖、贵阳城乡规划展览馆、文化艺术宫；

7、息烽县：

息烽集中营革命历史纪念馆、息烽集中营旧址、息烽青山湖、

西望山（西山）、乌江峡、息烽温泉、多缤洞、玄天洞石刻、

天台森林公园、红颜葡萄沟乡村旅游景区、鹿窝昆庐寺盟碑、

荆江旅游风景区、寨华氏四合院、团圆山恐龙化石发掘地；

8、修文县：

贵阳森林野生动物园、桃源河峡谷生态旅游区、修文蜈蚣桥、

六广河大峡谷（六广河风景名胜区）、修文阳明洞、折溪村、

绿色石林、轿子山（教子山）、阳明精舍、苏格兰牧场、

贵阳珍珠岛度假中心、修文县岩鹰湖国家湿地公园、

贵阳高尔夫度假中心、石老龟（神龟拱寿）、猴祖岩、

关刀山石祖岩、玉人儿峰（石美人）、舜水湾、彩虹坡；

9、开阳县：

南江大峡谷（开阳峡谷生态公园）、白马峪温泉、香火岩、

鲊坝塘、马头寨古建筑群、水头寨、紫江地缝、凤凰寨、

马岔河溪麓温泉、青龙十里画廊、猴耳天坑风景区、

明皇御温泉、张学良将军幽禁地、青龙河水利风景区、

白花茶场、王车村、开阳石围奇宫、水落亭台、青定阁；

10、清镇市：

时光贵州小镇、红枫湖风景区、百花湖风景区、

卫城古镇、暗流河景区、东山巢凤寺、东风湖景区、

梯青塔、索风湖景区。

贵阳市特产和美食主要有：

1、花溪区：

青岩豆腐、花溪辣椒、花溪白鹅、羊艾毛峰、天麻酒、

羊艾碧螺春、花溪王记牛肉粉、羊艾松柏长青（绿茶）、

青岩状元蹄、陈年道菜、羊艾红碎茶、羊艾小叶苦丁茶、

花溪糯米酒、青岩玫瑰露、花溪刺梨酒、鸡丝面、

一品大包（小吃）、鸡哈豆腐；

2、开阳县：

开阳富硒茶、开阳富硒枇杷、开阳菜油、二块粑、

红油米豆腐、八宝甲鱼、盐酸菜、引子汤粑、状元蹄、

黔式火腿月饼、富硒优质米、荷叶糍粑、鱿鱼炖土鸡、

糕粑和糕粑稀饭、米豆腐、开水面、三香包子、

马场面条、高寨富硒大蒜、开阳麻辣土豆丝；

3、息烽县：

息烽西山贡米、红岩葡萄、贵阳肠旺面、苗姑娘食品、

西望山虫茶、鸡枞鸡、阳朗辣子鸡、贵州腌鱼、

豆沙窝、蜡染制品、宫爆鳝鱼、烫皮羊肉火锅、

太极豆泥、百合牛肉、辣椒、药材、奇石、付油包子；

4、云岩区：

折耳根、方糕粑、峰芝酒、峰仗酒、贵州苗族挑花、

贵州芦笙、糕粑藕粉、贵州布依地毯、密之饮、

洋芋粑、冰粉、贵州雄精雕刻、蜂蜜酒、糕粑稀饭、

贵阳碗耳糕、云岩豆腐圆子、贵阳砂锅饭、贵阳烤鸡皮、

明虾金鱼酥、锅烙豆腐珧柱；

5、南明区：

永乐艳红桃、灰树花（贝叶多孔菌）、山里妹金银花茶、

南明永乐桃、香辣菜、宫保鸡、银杏茶、灵芝茶、

天麻茶、苦丁毛尖、银耳花（雪耳）、野生天麻、

怡人花香茶、苗家香口茶、杜仲茶、苗家清神茶、

贵阳辣子鸡、糟辣脆皮鱼、桂圆肉、彩虹桃；

6、清镇市：

清镇酥梨、清镇黄靶、救心菜、热汤丝娃娃、迎庆桃、

豆豉火锅、苗家酸汤水饺、老瓦牛肉、怪噜粉、

红枫葡萄、卫城刺梨酒、清镇苦丁茶、原木艺术、

打鼓酒、鸡丝香菇洋芋粑；

7、观山湖区：

素粉、贵阳砂锅粉、恋爱豆腐果、贵阳大排面、

引子煎软饼、豆腐圆子、雏鸡觅食、鸡肉饼、软哨面、

黔陶赵司茶、酸汤龙骨面、贵阳豆腐脑、贵阳大曲、

香煎黄糕粑、猕猴桃果汁、油煎朝天椒、瀑布花生皇；

8、白云区：

黄粑、南瓜香米饭、荞蕨象生梨、烤臭豆腐、寿桃、

山药葫芦、贵阳春卷、红袍油糕、红油脆哨糯米饭、

柿子包、苗岭酸汤鱼、傩戏和地戏面具、贵阳奇石、

少数民族工艺、香烟、贵阳香葱、黔艺宝；

9、乌当区：

雷家豆腐圆子、宗地六花猪、波波糖、萝卜饼、

贵阳鸡肉饼、贵阳酸汤鱼、折耳根炒腊肉、蒜蓉虾、

贵阳丝娃娃、黔味小米鲊、杳哨馄饨、黔味大虾、

北渡鱼、宗地紫皮大蒜；

10、修文县：

修文猕猴桃、夺夺粉、泡椒板筋、香油龙凤腿、

修文金秋梨、扎佐蹄膀火锅、鸳鸯酥、拌折耳根、

扎佐萝卜干、糖麻圆、修文马铃薯、修文丝娃娃、

肠旺面、民族娃娃。

文物的主人究竟是谁？195件禁止出境文物系列（3）身世篇（下）

文博时空 作者 董译夫等 天地辽阔，江河悠长，这是万里神州的壮哉模样；涓滴成海，长波浩荡，这是中华文明的气韵华章。揭开一层层泥土，在遗址和文物的细节处，找寻中华先民来过的痕迹；翻开一页页记载，在古籍与人物的故事里，探查文明印记的片羽吉光。

历史长河的碎片被逐个拾起，勾勒出泱泱华夏五千年的文明轨迹。一层薄薄的玻璃，褶存了百年滚烫岁月；一道淡淡的柔光，包裹着万千文物模样。它们沉默不语，它们也无需多言。也许陈列的并不是文物，而是我们久远的记忆。

文物是历史的代名词，是过去的见证者，每一件文物都诉说着一段历史，每一件文物都讲述着一段故事，每一件文物都有它的用途和主人。因此，历史具体可感，文物温暖可亲。让我们放慢脚步，拉开历史的帷幕，探寻 195 件禁止出境展览文物背后的故事。

101

董源《山口待渡图》卷

五代 辽宁省博物馆

《夏景山口待渡图》是五代南唐时期画家董源创作的绢本淡设色画作，描写江南夏天景色。五代时期迎来了历史上山水画创作的之一个高峰。董源、巨然等人以江南山水为蓝本，创造出我中国山水画的之一个经典时代，《山口待渡图》毫无疑问就是这一时代的文化产物。

《夏景山口待渡图》曾入南宋内府、元内府，后相继为明代项元汴、清代耿昭忠、索额图和清内府收藏，民初被末代皇帝溥仪挟逃出宫，今藏辽宁省博物馆。

102

黄筌《写生珍禽图》卷

五代 北京故宫博物院

《写生珍禽图》是五代十国画家黄筌创作的绢本设色画。图中画了鹡鸰、麻雀、鸠、龟、昆虫等动物二十余件，排列无序，但每一件动物都刻画得十分精确、细微，甚至从透视角度观之也无懈可击。

该画作左下方有一行小字款署“付子居宝习”，是黄筌画给儿子黄居宝作习画范本用的，黄居宝去世时还在后蜀时期，所以这幅《写生珍禽图》是五代时期的花鸟画作。

该画作曾经宋内府、贾似道及清内府收藏，《石渠宝笈初编》著录。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103

王诜《渔村小雪图》卷

宋 北京故宫博物院

北宋画家王诜（shēn）（约1048 年—约 1104 年），擅画山水，学王维、李成，喜作烟江云山、寒林幽谷，水墨清润明洁，青绿设色高古绝俗。

这幅《渔村小雪图》表现了江南小雪初霁渔夫捕鱼的情景，反映出作者向往山林隐逸的情致。该画作绘制于王诜被贬之后，在画家结束喧嚣的官场生活重返自然山水世界后，对“隐逸社会”的退避和对牧歌式生活的追求愈加强烈。因此，“不以平阳池馆为恋，而乐荒闲之野”的情绪贯穿了整个作品。

该画作曾经北宋宣和内府收藏，并收录《宣和画谱》。清代由年羹尧收藏，后因其获罪，没入内务府，后清高宗弘历钤诸玺，并著录《石渠宝笈初编》。民国初年，清末帝溥仪携带离开皇宫。1946 年，该卷流落长春。1950 年，惠孝同购得此画，捐赠给北京故宫博物馆。

104

梁师闵《芦汀密雪图》卷

宋 北京故宫博物院

《芦汀密雪图》是北宋画家梁师闵（生卒年不详）所作的一副绢本设色画，描绘的是密雪覆盖着沙清丘岸的芦塘小景。宋代的山水画，发展了多种风格，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是中国传统山水画的高峰时期。除去一些著名画家，一些不太有名的画家，他们创作的某些画作也是整个宋画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不可取代，甚至独一无二的位置。梁师闵所创作的《芦汀密雪图》就是其中之一。

画卷有宋宗书“梁师闵芦汀密雪”七字题签，卷后有元赵岩、明朱标题跋。该卷历经北宋内府、清梁清标和高宗弘历等鉴藏，后为溥仪携出宫外。抗战胜利后为香港余协中所得，后流入美国。该卷传世有两本，另卷有宋徽宗题签及作者题款，犹保持宣和原式装裱，曾经《宣和画谱》著录，现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105

祁序《江山放牧图》卷

宋 北京故宫博物院

《江山放牧图》是北宋祁序创作的一幅绢本设色画。此图描绘江南水乡牧童牧放水牛情景。

牛是中国画中常见题材，各种牧牛图、斗牛图层出不穷。祁序就是北宋时期画牛的代表人物，曾创作过二十多幅关于牛的画作，而《江山放牧图》是流传下来独本。

该图无作者款印，卷前有金章宗完颜璟标题“祁序江山放牧图”七字。《江山放牧图》在金时已入内府，明末清初流入民间，至乾隆时复进内府。抗日战争时期，溥仪携至伪满，抗战胜利后此画曾散落东北，后为北京故宫博物院征集入藏。

106

李公麟《摹韦偃牧放图》卷

宋 北京故宫博物院

《摹韦偃牧放图》是北宋画家李公麟创作的绢本水墨淡设色画，是其摹古之作。全图共画 1286 匹马和 143 人，显示了大唐帝国的强盛，充分展现了原作者集群马成势的艺术能力。

《临韦偃牧放图》的母本系唐代韦偃的《牧放图》，可惜今已不存。韦偃是唐代画家韦鉴之子，他“工山水、高僧奇士、老松异石，笔力劲健，风格高举，善小马、牛羊、平原”，诗圣杜甫曾盛赞其所画骏马之妙。正因为如此，《牧放图》流传到宋代时，引起宋朝皇帝的格外重视，后命李公麟临摹一卷。

《摹韦偃牧放图》画好后，宋徽宗将其交由宫廷中的内府珍藏。后来韦偃的《牧放图》毁于战火。《摹韦偃牧放图》作为皇家收藏，一直被完好地保存在皇宫里。后来该卷后来落到了清朝乾隆皇帝的手里。乾隆也对其留下一段题跋。该画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107

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卷

宋 北京故宫博物院

该画为北宋画家张择端仅见的存世精品。生动记录了中国十二世纪北宋都城东京（又称汴京，今河南开封）的城市面貌和当时社会各阶层人民的生活状况，这在中国乃至世界绘画史上都是独一无二的。在五米多长的画卷里，共绘制了数量庞大的各色人物，牛、骡、驴等牲畜，车、轿、大小船只，房屋、桥梁、城楼等各有特色，体现了宋代建筑的特征。

1101 年，《清明上河图》被收入御府，后该卷连同其他珍贵书画一起，被清末代皇帝溥仪以赏溥杰为名盗出宫外。1945 年 8 月，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溥仪乘飞机逃亡，混乱之中，有不少人趁机进宫“抢洋捞”，大批珍贵之物便在这场动乱中流散到了民间，其中就有《清明上河图》，后在通化被截获，存放于东北博物馆，后交北京故宫博物院。

108

王希孟《千里江山图》卷

宋 北京故宫博物院

《千里江山图》是北宋王希孟创作的绢本设色画。该作品以长卷形式，立足传统，画面细致入微，烟波浩渺的江河、层峦起伏的群山构成了一幅美妙的江南山水图。

作为画家的宋徽宗，从不放任宫廷画家自由创作，他对宫廷画家在形式和趣味上，都有严格的要求。徽宗的审美情趣，即成为决定艺术风格的绝对标准，宫廷画家创作的艺术作品，在题材和表现技法等方面，都要符合其审美趣味和倾向。王希孟以宫廷画家的身份，创作了《千里江山图》。

年仅 18 岁的王希孟，曾在宋徽宗创办的培养绘画人才的学校——画学学习，宋徽宗觉得他是个画画的好苗子，还亲自给他指导。聪明的王希孟经宋徽宗点拨后，不到半年，就画出了这幅辉煌的巨作。

《千里江山图》自北宋末，几百年间不知辗转何处，清初时收入内府，溥仪出宫时携出该画卷，后流落民间，最后由国家购回。

109

马和之《后赤壁赋图》卷

宋 北京故宫博物院

《后赤壁赋图》系根据苏轼文学名篇《后赤壁赋》内容创作，形象地再现了赋文内容。画后接有宋高宗的草书《后赤壁赋》。

宋神宗元丰五年，苏轼被贬黄州时，曾两度夜游黄州赤壁，写下了千古名篇前、后《赤壁赋》。《前赤壁赋》主要 *** 景实情，《后赤壁赋》较多虚境幻境。以《赤壁赋》为题材的绘画作品，在苏轼同时代已经出现。历代赤壁赋图大致分为山水画和故实画两种形式，前者为单幅，于固定空间写东坡与客泛舟夜游赤壁情景。故实画是空间转换的连景长卷，分段展示故事情节，例如马和之的《赤壁后游图》。马和之的绘画风格与唐代吴道子相仿，当时有“小吴生”之称。

此卷曾被溥仪 1925 年带出宫外，后来与其他文物一起被送回故宫博物院，国宝失而复得，传为一段佳话。

110

赵伯骕《万松金阙图》卷

宋 北京故宫博物院

该卷是南宋画家赵伯骕创作的绢本青绿设色画，图中所画是临安皇城之北的万松岭，万松岭相当于宫城的后花园，在那里，有供皇室四季游玩的亭台楼阁。“金阙”是特指皇帝的宫殿。

赵伯骕是一位富有艺术情感的画家，他认为：“画家类能具其相貌，但吾辈胸次。自应有一种风规，俾神气悠然，韵味清远，不为物态所拘，便有佳处。况吾所存，无媚于世而能合于众情者，要在悟此。”所以，这是一位皇族画家在受到皇帝恩典后发自内心的无限感激和祈祝之后创作著录的绘画。

从该图钤印可知，该图历经清梁清标、安岐、乾隆帝、宣统帝收藏，民国初年被溥仪盗出宫外，新中国成立后被国家收购，1953年由文化部文物局拨交北京故宫博物院。该图曾经《墨缘汇观》、《大观录》著录。

111

宋人摹阎立本《步辇图》卷

唐 北京故宫博物院

《步辇图》是唐朝画家阎立本的名作之一，是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公元 640 年（贞观十四年），吐蕃王松赞干布仰慕大唐文明，派使者禄东赞到长安通聘。《步辇图》所绘是禄东赞朝见唐太宗时的场景。

阎立本为唐朝宰相、著名画家，他的人物画首先是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和政治意义。他的作品多取材于当时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侧重描绘著名历史人物，用以警示后人，弘扬治国安邦之大业。

玉器：112-125

112

良渚出土玉琮王

新石器时代 浙江省博物馆

《周礼》中提到“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由此可见，玉琮是用来祭祀大地的礼器。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人们只知有“琮”而不知“琮”具体为何物。直至光绪十五年（1889 年），著名金石学家吴大澄在《古玉图考》书中，引述嘉庆年间文字学家钱坫的说法，玉琮实物才被正式确定为琮，但仍以为是商周之器，直到良渚遗址发掘的深入，人们才知道玉琮属于 5000 年前的良渚文明。

良渚玉琮外方内圆，象征天圆地方，中间有贯通孔，象征沟通天地，外壁刻有神 *** 面“神徽”，是 5000 多年前良渚先民祭祀天地、沟通神灵的祭祀礼器。1986 年出土于反山十二号墓的玉琮，是目前出土文物中体量更大的史前玉琮，也被称为“玉琮王”。

神徽，即神 *** 面纹，是良渚信仰的唯一母题，玉琮王的发现揭开了“神徽”的完整面貌，“琮王”上的神徽图案最为完整和精美，羽冠和兽面是浮雕的，并配有阴线细刻的四肢，良渚出土文物中大量的“神徽”图案表明了长江下游太湖流域地区一度存在的广域认同，持续千年。在良渚文明消失后，玉琮作为良渚文明的基因，流传于各文明，最终汇于中华文明的江海之中。

113

大玉戈

商 湖北省博物馆

1974 年出土于武汉市黄陂区盘龙城李家嘴三号墓，长 94 厘米，是目前出土玉戈中最长的，厚度仅 0.5 厘米，被誉为“玉戈之王”。由刃和柄两部分组成，刃部和柄部相交之处有一个圆孔，使用时，可用绳子穿过圆孔，将大玉戈固定在木柄之上。大玉戈属礼仪用器，主要用于古代高级贵族的仪仗活动，象征着权力和地位。

盘龙城遗址是长江中游唯一发现的商城，也是继郑州商城之后，第二个发现的商城，在研究中国商史和商代文化中地位举足轻重，玉戈作为权利和地位的象征，出现在盘龙城中，也意味着盘龙城中居住着身份地位较高的人,对此前“商文化不过长江”的观点提出了新思考。

114

三星堆出土玉边璋

商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周礼》中有记载：“璋，以祀山川。”璋是古代祭山的礼器。1986 年，商玉边璋出土于三星堆二号祭祀坑。三星堆文化的礼仪祭祀制度已经非常完备，早期的玉礼器以小型玉器为主，随着王国的强大，更大的玉器被用于祭祀活动，商玉边璋反映的正是当时王国的兴盛。商玉边璋上刻有古蜀先民在圣坛上举着牙璋祭祀天地山川的图案，从天而降的大手代表天神接受人们的祝祷，赐福于下界。

115

刘胜金缕玉衣

汉 河北博物院

玉衣也称“玉匣”、“玉柙”，是两汉时期的高级殓服，根据编缀缕线的不同，又可分为金缕玉衣、银缕玉衣、铜缕玉衣和丝缕玉衣，其中金缕玉衣是等级更高的殓服，通常只有皇帝和诸侯王可以使用。1968 年出土于河北省满城一号汉墓，专家们根据墓葬形制、出土文物以及金缕玉衣和青铜器上的铭文，如“中山内府铜钫一，卅四年”字样，考证出该墓墓主人为西汉中山国之一代靖王刘胜。

刘胜的身份高贵，父亲是开创“文景之治”的汉景帝刘启，同时也是汉武大帝的同父异母哥哥。他十几岁时就被父亲汉景帝封为西汉之一代中山王，在位 42 年，是西汉中山王中在位时间最久的人。

汉代人认为玉可以防腐，身着覆盖全身的玉衣，可以保护尸身永远不朽。由此可以推断，金缕玉衣是当时工匠为刘胜打造的殓服，希望可以使尸身永远不朽。

116

角形玉杯

汉 广州南越王博物院

1983 年出土于广州市象岗山，出土文物中有“文帝行玺金印”一方以及“赵眜”玉印，证明陵墓主人的身份西汉时期南越国的第二代王赵眛。赵眜，史料多作赵胡，是南越武王赵佗的孙子，南越太子赵仲始的儿子，史称南越文王。他在闽越侵犯南越之时，巧妙的把汉武帝搬出来，让汉武帝来对付闽越，而自己不用大伤元气。

角形玉杯通体由一整块青白玉雕琢而成，杯腹中空可盛酒，反映了南越时期的饮酒习俗和器物主人嗜酒的爱好。古代西方传说用犀牛角 *** 的酒杯可以解毒，虽然玉本身并不能解毒，但工匠仍借鉴这一传说琢玉而成，希望能给他的主人带来好运。

117

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玉龙

新石器时代 中国国家博物馆

玉龙的具体用途目前尚有待进一步探讨，不过龙体背正中有一小穿孔，经试验，若穿绳悬起，龙骨尾恰在同一水平线上，玉龙形体硕大，造型特殊，很可能是同中国原始宗教崇拜密切相关的礼制用具。

1971 年出土于内蒙古自治区翁牛特旗三星塔拉遗址，为村民张凤祥在农田发现，起初以为是钩子而给弟弟当玩具玩，后经拉磨后露出本来面目，遂将其上交翁牛特旗文化馆，但是由于翁牛特旗文化馆工作人员并不知道这件玉器的来源，将其当做普通玉器存放。直到 1984 年，辽宁朝阳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群的发现，让当时翁牛特旗文化馆负责人贾鸿恩意识到玉龙极有可能是与牛河梁玉猪龙一样珍贵的文物。于是，贾鸿恩去北京请中国著名考古学家、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苏秉琦先生鉴定。苏秉琦先生鉴定玉龙为 5000 年以前红山人 *** 。

118

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神 *** 面纹玉钺

新石器时代 浙江省博物馆

钺是军事的象征，以玉制成的钺并非实战武器，属于礼器一类，反映的是王权。1986 年出土于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瓶窑镇雉山村反山良渚文化墓地第 12 号墓，据此件出土位置推测它可能是死者生前手持之物，是其身份和权威的代表物。玉钺的前端装有代表神冠的钺瑁，在玉钺的整体造型上,完成了神权与王权的融合。

此件玉钺是良渚“三神器”之一，因其是唯一雕琢有神 *** 面纹和鸟纹的玉钺，有“钺王”之称。玉钺是墓主尊贵身份最有力的证明，通常每座墓仅会配有一把玉钺，如果加上了带有神徽的玉瑁和玉镦，则更显至尊，可见反山 12 号墓主人身份之高。

119

夏七孔玉刀

夏 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

1975 年，夏七孔玉刀出土于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四角楼附近。据考古挖掘研究，夏七孔玉刀来源于新石器时代的石刀，但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已经脱离实用。它虽然具有战形器的形状，但从其纹饰的精美程度来看，应该脱离了作为战争用器的可能，而是在战争中象征力量和王权。

此外，墓葬中出土的多孔石刀和玉刀孔的数量均为奇数，有学者推测这种多孔刀可能是作为丧葬的某种风俗使用的，而孔的奇数可能是表示当时人们的某种意识，孔的多寡可能与墓主的身份高低有关。

120

西周晋侯夫人组玉佩

周 山西博物院

古人用玉比喻人的美好品格，温润表示仁，表里如一表示义，声音清越表示智等。这套组玉佩长约 158 厘米，佩戴时组玉佩会从脖子一直悬至脚踝，要求佩戴者在走路时必须行止温文端庄。

1992 年出土于山西临汾曲沃县曲村 M 63 墓。63 号墓出土文物多达 4280 余件，玉器 800 多件。有学者推测，63 号墓的墓主人是晋穆侯的第二任夫人，因之一任夫人去世，晋穆侯重新娶了她，因此死后才能葬入晋穆侯墓。而墓中出土的铜壶刻有“杨姞乍羞醴壶永宝用”，学者推测墓主人名叫“杨姞”，杨代表国家，姞是杨国国君的姓，63 号墓的主人就是杨国的最后一位公主。

121

战国多节活环套练玉佩

战国 湖北省博物馆

1978 年出土于湖北省随州市西北郊擂鼓墩曾侯乙墓东室墓主棺内，为战国时期曾国的诸侯“乙”的陪葬物品。出土时位于墓主头部，因此有专家认为是冠上的玉缨（帽带）。依据文献，玉佩的组合是有一定规矩的：一般是衡在最上，起提梁作用。上下穿孔，下系三条丝缕，两边系璜，中悬冲牙，还要杂以玛瑙、松石等制成的小饰件，并加以串联，形成组佩。但从镂空多节玉佩的组成来看，似乎没有依据什么严格程式，也与其他出土的玉组佩不同，隐隐流露出战国时代生机勃勃、浪漫自由的审美情趣。

122

西汉“皇后之玺”玉玺

汉 陕西历史博物馆

1968 年出土于陕西省咸阳市韩家湾狼家沟村，由韩家湾公社韩家湾小学学生孔忠良发现，后由其父上交陕西省博物馆鉴定，博物馆认定为珍贵文物，遂将该玉玺上交博物馆收藏。其发现地点距汉高祖与吕后合葬墓长陵仅 1000 多米，经考证印的主人即是汉高祖刘邦的皇后吕雉（？－公元前 180 年 8 月 18 日）。

吕雉早年嫁给泗水亭长刘邦，生下刘盈和鲁元公主。刘邦即位后，吕雉参与诛杀韩信、彭越。汉惠帝刘盈即位后，她被尊为皇太后，成为史上有记载的之一位皇后和皇太后，也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之一个临朝称制的女性。

据《汉宫旧仪》记载：“皇后玉玺，文与帝同，皇后之玺，金螭虎纽。”玺印的上方雕着一只螭虎，双目圆睁，张口露齿，形象凶猛，在玺印的侧面还阴刻有云纹，底面刻有“皇后之玺”四个篆体字，方正、规范、匀正、充实，是典型的汉代篆书特征。帝后直接使用的遗物发现很少，这枚“皇后之玺”玉印是汉代皇后玉玺的唯一实物资料，对研究秦汉帝后玺印有着十分重要的价值。

123

东汉镂雕东王公西王母纹玉座屏

汉 定州市博物馆

1969 年出土于河北省定州市北陵头村 43 号汉墓，即东汉中山穆王刘畅墓。刘畅是东汉第六代中山王，总第十六代中山王。

玉座屏是汉代中晚期盛行的陈设器，既是显示奢华尊荣的礼品，又是祈祝求福的室内装饰品。先秦时期，西王母在人们心中的形象是可长生不老的神人，被视为女仙之宗；东王公在古人眼中被视为是男仙之主。西王母和东王公的故事在汉代广为流传，汉代人对西王母的崇拜观念非常普及，反映当时人们渴望羽化登仙、长生不老的美好愿望。这是迄今所见最早，且为汉代玉器中唯一一件玉座屏，所饰的纹饰为迄今所见物种最多，且饰有东王公和西王母像者，这在玉器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124

西晋神兽纹玉樽

晋 湖南省博物馆

1991 年出土于湖南安乡黄山头林场南禅湾西晋刘弘墓，是东汉玉雕工艺的代表之作。刘弘(公元 236-306 年)，字和季，西晋名将。一身正气，学识渊博，有治世之才，颇有威名，官封荆州刺史、侍中、镇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车骑大将军，爵封宣城公。为官期间，力举贤能、重修水利、体恤下情，深受百姓爱戴，死后谥号“元”，给予更高的尊崇，并追赠新城郡公。

樽是温酒器，最早为青铜制造；两汉时期主要 *** 玉樽，仿青铜樽式样。东汉开始，道教盛行，人们崇尚神仙道术，祈求长生不老，一些玉器也以此为背景创作而成。

125

元“统领释教大元国师之印”龙钮玉印

元 *** 博物馆

玉质青色。扁方形，龙钮，玉质温润，印背精雕细刻有一对卧龙。印文为八思巴文，内容是“统领释教大元国师”的藏文译音，释教即佛教。整器雕琢而成，造型庄重古朴，是典型的元代官方重器。

忽必烈成为蒙古大汗后，封藏传佛教萨迦派第五代祖师八思巴为国师，后八思巴为蒙古创立文字，被称为“蒙古新字”，现在一般称为“八思巴文”。关于此件青玉印的主人，目前还有不同看法，有些人认为是八思巴所用。

八思巴文主要是官方使用，因此元朝灭亡后就被废止。今天学者研究八思巴文，主要是通过一些元代的碑刻、钱币、文书、印玺等等。

陶器：126-136

126

彩绘鹳鱼石斧图陶缸

新石器时代 中国国家博物馆

仰韶文化时期的瓮棺葬具，因在河南伊川附近出土较多，故又被称为“伊川缸”，用途相当于棺木，主要用来进行二次埋葬。研究猜测该陶缸是氏族首领的葬具，首领生前曾经率领白鹳氏族同鱼氏族进行了殊死战斗并取得胜利。白鹳氏族为歌颂首领的功绩，在其死后烧制此瓮作为葬具，将这些事迹寓于图画当中，通过图腾形象与专属武器（石斧）来表现重大历史事件。

1978 年出土于河南省临汝县(今汝州市)阎村，发现者当地纸坊公社文化站干事李建安。陶缸出土后，李建安曾多次联系原临汝县文化馆请求妥善安置，由于当时考古意识不足，1980 年春节前才被临汝县文化馆所收存。1980 年 10 月，河南省专项调查组进驻临汝县，鹳鱼石斧图陶缸引起关注并被紧急上解至河南省博物馆，继而入藏中国历史博物馆。

127

陶鹰鼎

新石器时代 中国国家博物馆

出土于一座距今 5300 年前的成年女性墓葬，位于墓主人的脚下，与其共出的物品还有骨匕、石圭、石斧及生活器皿等。石圭、骨匕等物品通常作为礼器来使用，鹰鼎与它们放置于同一墓内，形状与众不同，猜测可能与当时的祭祀活动有关。

1957 年，陕西省华县太平庄村民殷思义在犁地时偶然间发现了这一鹰型陶鼎，不知其为何物的村民将其带回家作为鸡食盆长达一年，一年后北京大学考古系学生来到当地进行考古工作时，才将其上交至考古队，1959 年入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128

河姆渡出土陶灶

新石器时代 浙江省博物馆

原始先民用来烹煮食物的炉灶，与一般陶灶不同的是，河姆渡出土陶灶火门上翘，似是专为适应航船上使用而设计 *** 的特殊灶具。船在水上行驶时常摇晃，上翘的火门能使炉火不易洒落船内，有利于安全。陶灶圈足上镂孔磨损严重是为防止船体晃动时炉灶倾倒固定灶体所致。使用此类陶灶在船上升火做饭，可以大大延长在水上停留的时间，从而不断拓展生产生活的空间。

1973 年 6 月，浙江省宁波市余姚市河姆渡村农民在兴修水利时首次发现了河姆渡遗址。1977 年末至 1978 年初，考古队在对河姆渡遗址进行第二期发掘时发现了这一陶灶。

129

红山文化女神像

新石器时代 辽宁省考古研究所

红山文化女神像是红山文化“女神庙”中众多女神像中唯一完整的人像面部，真人大小，面涂红彩，双眼镶嵌青色玉片。红山文化女神庙、祭坛、积石冢建筑遗址呈南圆北方、中心两侧对称的形制，是神圣的祭祀所在。女神像是原始先民为祭祀而建造的，供人们祭祀和崇拜，体现了当时先民对女性、祖先的追崇。

1983 年出土于辽宁省朝阳市牛河梁“女神庙”遗址。1983 年考古学家孙守道和郭大顺便带领考古队进驻牛河梁区域，开始了红山文化研究之旅。同年秋，考古学家在牛河梁积石冢群附近发现了一些碎陶片并加班对其进行发掘，最终发掘出泥塑人鼻、 *** 、手臂、红山文化陶片以及这件女神像。

130

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彩陶人面鱼纹盆

新石器时代 中国国家博物馆

仰韶文化流行瓮棺葬习俗，把夭折的儿童置于陶瓮中，以瓮为棺，以盆为盖。彩陶人面鱼纹盆就是儿童瓮棺葬的棺盖葬具。盆中人面图像由人鱼合体而成，像是进行某种宗教活动的化妆形象，具有巫师的身份特征，一般被认为象征着巫师请鱼神附体，为夭折的儿童招魂祈福。

1955 年出土于西安半坡村，半坡遗址属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是黄河流域一处典型的原始社会母系氏族公社村落遗址。出土后被研究院带回北京，现藏于国家博物馆。

131

新石器时代马家窑文化彩陶舞蹈纹盆

新石器时代 中国国家博物馆

陶盆为新石器时代水器，与一般实用水器不同的是盆内施彩，饰三组舞蹈图，且整体磨损并不明显，应属于宗教性质祭器，盆内“连臂踏歌”的舞蹈图案可能是原始先民的祭祀、庆祝等活动的再现，有着一定的象征意义。

1973 年出土于青海省大通县上孙家寨墓地。1973 年，当地村民修建储物仓库时无意中发现了很多彩陶残片，上报青海省文物考古部门后，考古工作者们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同年秋，在一座被严重破坏的马家窑类型墓中出土了这件内壁绘“舞蹈”花纹的彩陶盆。

132

新石器时代马家窑文化彩陶贴塑人纹双系壶

新石器时代 中国国家博物馆

陶壶一般作为酒器、水器使用，但彩陶贴塑人纹双系壶造型奇特，充满神秘的色彩，极为罕见。因此一般认为其并非生活用具，而是礼器或专门 *** 的葬具。可能是举行祭祀仪式时专用的酒壶，也可能是在举行巫术活动时用来驱邪镇鬼的法具。

1974 年出土于青海乐都柳湾墓地，是黄河上游迄今已知的规模更大的一处氏族公共墓地。1974 年春天，柳湾村村民在挖水渠时挖出大量陶片，被当时青海军区医疗队一位有历史知识的军医注意到并向当时的省文化机构进行了汇报，经调查后发现了这一地区遗址，并从中发掘了该陶壶。

133

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彩陶网纹船形壶

新石器时代 中国国家博物馆

此船形彩陶壶属于随身携带的水壶类物品，船形壶整体呈菱形，壶身的腹部宽大，中间鼓起，两端向外突出呈尖状。左右两肩横置两个桥形小耳，应该是穿绳所用，从而使得陶壶可以像现代的旅行壶一样可以挂在身上，方便随身携带。在之前的遗址发掘中，也有过与其功能相似的尖底瓶，船形水壶正是由原先的尖底瓶转化而来。

1958 年出土于陕西省宝鸡北首岭遗址。1958 年，陕西省的文物专家们接上级指示对宝鸡北首岭遗址进行抢救性发掘。在发掘的过程中，经过专家们长期清理后共出土各类文物 6000 余件，彩绘网纹船型壶正是此批文物之一，其造型的特殊引起了后来专家学者的热议与探究。

134

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彩绘蟠龙纹陶盘

新石器时代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该陶盘造型朴质，图案精美，颜色浓艳得体，光泽细腻。盘内绘有蟠龙图案，且彩绘是在陶盘烧制后才绘制的，非常容易剥落。因此猜测这件蟠龙纹陶盘应是一种祭祀器而非实用陶盘，可能是当时人们祈雨或者祈求丰收时使用的重要礼器。

1980 年出土于山西襄汾陶寺遗址第 3072 号墓。1978 年春季，大批考古人员开始了对山西省襄汾县陶寺遗址的发掘工作，蟠龙纹陶盘是大型墓中发掘出来的，共有四件，此盘是保存更好、纹饰最清晰的一件，收藏于中科院考古研究所。

135

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彩陶人形双系瓶

新石器时代 甘肃省博物馆

在大地湾遗址出土的陶器中，塑有人像的彩陶瓶仅此一件，该器物也许和原始宗教祖先崇拜有关，是一种当时人们模仿祖先形象创造出来的器物，通常会摆放在厅堂内供族人拜谒和纪念，用以表达对祖先的崇敬之情；或是母系氏族崇拜的“祖先神”，带有浓厚的原始宗教祭祀色彩。

1973 年出土于甘肃秦安县大地湾遗址。秦安县五营乡邵店村村民张德禄在田间劳作时发现了该人形双系瓶，因其样式独特、花纹精美便带回家中。1978 年村中大地湾遗址开始挖掘，张德禄将此其上交考古队，该瓶才获得关注，后入藏甘肃省博物馆。

136

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彩陶八角星纹豆

新石器时代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豆是古代的一种盛食器皿，也是祭祀用的礼器。形似高足盘，通常与鼎、壶搭配使用，或有盖。原始社会生活条件简陋，用餐时多席地而坐，陶豆高高的圈足和把柄将豆盘举离地面，满足了原始人类的生活使用习惯，实用类豆器一般为浅盘，该盘为深盘，且八角星纹精致特殊，应为祭祀活动中的礼仪用品。

1978 年出土于山东泰安大汶口遗址，现藏于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漆木器：137-147

137

河姆渡出土朱漆碗

新石器时代 浙江省博物馆

1973 年夏天，渡头村所在的罗江公社要在姚江边建排涝站。地基挖下去，混在泥土中的大量骨头、木桩和瓦片把民工的脚都划破了，一个惊人的考古发现却由此开始。河姆渡文化遗址就此现世，此文化遗存的完好，在世界史前遗址中非常罕见。

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1997 年，在河姆渡遗址第二期文化层 T 231 号出土了一件艺术瑰宝——木胎朱漆碗，显而易见的是此漆碗是饮食器。漆碗的出土，表明中国人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就认识了漆的性能，并用以制器，另外，处于这个时期的河姆渡人在木器 *** 工艺上也颇有建树，他们 *** 的木器被广泛应用于生活、生产、建筑等方面，此朱漆碗是漆与木器的完美结合，其独特的造型也展现出先民们高超的技术水平和独具匠心的艺术天赋。

138

朱然墓出土漆木屐

三国 马鞍山市三国朱然家族墓地博物馆

目前日本是木屐更流行的国度，日本人也宣称木屐是国人发明的产物。直达上世纪80年代，安徽马鞍山市的一家纺织公司在扩建仓库时，意外发现了一座古墓，并引起了巨大的反响。随后考古工作者对这座古墓进行了挖掘。此墓的墓主人是朱然，此人作为孙权至交，同潘璋一起擒获关羽，是东吴的一位大将，这个漆木屐便是从这个非同凡响的朱然墓中出土的。

木屐于汉代、魏晋时代盛行于中国。比如登山之际，李白为了追慕东晋大文学家谢安，便穿着谢公屐登山，谢公屐说的就是此种质地坚硬的木屐。漆木屐的出土，证实了木屐源于中国，也向世人展现了 1700 年前中国木屐的实物。

139

朱然墓出土贵族生活图漆盘

三国 马鞍山市三国朱然家族墓地博物馆

在马鞍山市的雨山乡，曾经出土了东吴的一位大将朱然的墓穴，在墓内，发现了一件被盗墓贼遗弃的特级的国宝，那就是在朱然墓出土贵族生活图漆盘。朱然下葬后不久，他的墓就被盗了，墓中的金银珠宝，尽皆失落，万幸的是，墓中有一样东西，盗墓贼不感兴趣，那就是漆器。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漆器在生活中占有一定的位置，并在上层社会中流行，这件作为陪葬品的贵族生活图漆盘就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饮食器，其为木胎制成，色彩为黑红二色，盘上共绘有 12 个人，有骑马人，有对镜梳妆人，有宴兵图，还有跪坐宴饮人。文物专家称赞，工匠用笔简练，以流畅的线条描绘出贵族生活的闲适惬意。盘中用色讲究，层次清楚，完美地表现了三国时代吴地漆器彩绘的高超工艺水准。

140

司马金龙墓出土漆屏

魏 山西大同市博物馆

1965 年冬，山西大同的石家寨，几名村民在打井时意外发现了一块块刻着文字的灰砖，于是连忙将此事向上汇报。随后考古队对此墓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可当众人挖开墓道后，专家们却惊讶地发现，古墓竟然有盗墓贼留下的痕迹。抱着沉重的心情，众人走进了墓室，映入眼帘的是一张石床，雕饰精美，极为华丽。就在这时，有专家突然指着地面惊呼道：“怎么有血？”众人小心翼翼地走近一瞧，才知这些鲜艳的红色，是一面面木质的漆画。

漆画上面绘有多幅人物故事画反映了当时北魏的社会生活。从保存较好的两段看，彩绘人物故事大多取材于汉代刘向所著《烈女传》等文献，可见作为朝廷重臣的司马金龙死后仍将帝王、忠臣、孝子、烈女等相伴左右，不忘喻世教民之责，他以晋室之国姓而眠于北魏御河之畔，其错综复杂的身份背景之下是魏晋民族大融合的炽烈火焰，而这一抹灼热的鲜红色也的确完好无损的保存了 1600 多年，至今仍在漆屏光亮如新的表面上跳动。

141

彩漆木雕小座屏

战国 湖北省博物馆

1965 年，家住湖北省江陵的一个农民在地里干活的时候，从地里面挖出一个屏风，并将这个屏风拿回家中，恰逢这时有个古董商人来到村里，就买走屏风，后经过多方易后，这个屏风到了文物部门，经过专家鉴定得知这个不起眼的屏风竟然是战国的文物。座屏是战国时期楚国贵族阶层的陈设品，一般设置在室内入口的地方，是古人用于主座后的屏障，主要突出隔而不断的空间装饰效果。

据推测，此彩绘木雕座屏应该是由墓主楚国的一位贵族使用，是生活日用品，将其放置在墓室内，更为凸显主人的身份和尊贵的地位。彩绘木雕座屏可以看作是楚国木质雕刻艺术的典型代表，充分的表现出 *** 者高超的技艺，堪称楚文物的瑰宝。

142

马王堆一号墓木棺椁

汉 湖南博物院

1972 年 1 月 16 日考古工作者首先发掘了马王堆汉墓一号墓。随着发掘的深入，一具女尸出现在考古学家的面前，随后墓主人的身份也得到了证实，她就是西汉长沙国丞相利苍的夫人辛追。经过漫长的岁月，辛追的尸体竟完全没有腐烂，皮肤白皙甚至还保有弹性，就连手脚关节都还能活动，是世界考古史上前所未见的不腐湿尸。

辛追夫人的一生极具传奇色彩，30 岁时利苍去世时，儿子利豨袭爵，但由于利豨年少，打理侯府、经营家族的重任就落在了辛追夫人身上，辛追夫人将侯府打理的井井有条。作为丞相夫人的她，享受着万民景仰的尊贵，过着极为奢华的生活。后经解剖发现，她因胆绞痛引起冠心病发作而死亡，至此，一位牵绊了上至帝王将相，下至武士走卒的奇女子走到了人生的尽头。

143

战国彩绘乐舞图鸳鸯形漆盒

战国 湖北省博物馆

1978 年 2 月底，武汉空军某部雷达修理所因工作需要，打算在湖北随县（今随州市）擂鼓墩东团坡一带扩建厂房，在开山炸石的过程中，爆破工人们发现了异常。果不其然，工人们无意间发现的褐色土层，便是日后鼎鼎有名的曾侯乙墓的封土堆，这件彩绘乐舞图鸳鸯形漆盒，正是出土于这座墓葬之中。

此漆盒的名字是学者按照一套科学的文物命名规则来命名的，文物名称一般应有三个组成部分，即年代、款识或作者；特征、纹饰或颜色；器形或用途。以这件文物为例，“战国”是文物所属的年代，“彩绘乐舞图”是文物上最为突出的纹饰，“鸳鸯形漆盒”则是它的形状和器物类别，故得名战国彩绘乐舞图鸳鸯形漆盒。战国之后，关于编钟、编磬演奏的图像资料则十分罕见，但此漆盒上就记载着用钟棒演奏编钟的 *** ，让 2000 多年前演奏的场景鲜活再现，为后人想象曾侯乙编钟演奏提供了依据。

144

西汉识文彩绘盝顶长方形漆奁

汉 湖南博物院

1952 年时，国内历史考古领域的巨擘夏鼐先生率领中科院考古队前来长沙，亲自调查了这两座形似马鞍的小山丘。夏鼐先生依据丰富经验，断定山包之下的确有汉朝墓冢，但是并未主张进行发掘。1956 年时，马王堆汉墓已经被湖南省确定为首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再后来，有人在山顶修建了一座水泥凉亭，专供游人夏日纳凉。1973 年，366 军医院开挖地下掩体之时，终于发现了马王堆汉墓。此漆奁便是出土于马王堆汉墓 3 号墓，漆奁为古代女子盛放梳篦、脂粉的梳妆盒，但出乎意料的是，如此精致的梳妆盒不是辛追夫人的，而是她儿子利豨的，值得一提的是此漆奁中所装之物并不是梳妆的用具，而是一个纱冠。据考古专家分析，应当是利豨生前所戴的武官专属乌纱帽。

145

西汉黑漆朱绘六博具

汉 湖南省博物馆

1973 年出土于湖南省长沙市马王堆 3 号西汉墓，在马王堆墓中大家往往只知道湿尸、青铜器、素纱褝衣等文物而忽略这一批象征楚文化的漆器文物，尤其是这件一级国宝。文物盖顶锥画飞鸟、云气，并夹杂朱漆绘几何图案，极为精美。

出土后清理时，博具盒中缺少骰子，后来考古工作者在一件双层六子漆奁中找到了一枚骰子，其大小正适合放在博具空出的小格里，由此确定这是一套博戏用具。六博是一种古老的棋盘类游戏，被看作当今世界所有兵种类棋局游戏的鼻祖，从春秋到秦汉非常流行，后来被其他棋类取代了，如今已无人知晓玩法。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六博具是迄今所见最早最完整的一套。

146

吴彩绘季札挂剑图漆盘

三国 马鞍山市三国朱然家族墓地博物馆

1984 年安徽省马鞍山市纺织厂在扩建工程中,发现一座砖室墓,经考古工作者发掘,发现了木制的渴与刺，据《三国志·吴 书·朱然传》：朱然字义封，汉丹阳故鄣人，生于光和五年，曾任兖州刺史、左大司马右军师、当阳候、吴赤乌十二年卒，孙权为之素服举哀，证实了墓主是吴国大将军朱然。随着朱然墓的发掘，这件漆盘也随之出土。

漆盘中所描绘的是这样的一个故事：春秋时吴国公子季札出使北方时，过齐国时遇到喜欢自己所带剑的徐君。季札归来时，望着的逝去徐君的坟墓，空有良剑，不见故人，为解思念之苦，于是系剑亡人树上，仿佛冥冥之中，地下的徐君已与他共享了拥有良剑的快乐。无名的漆工用独特的技艺将这段深情默然的故事，描绘得活灵活现。

147

北宋木雕真珠舍利宝幢(含木函)

宋 苏州博物馆

1978 年，住在苏州瑞光寺附近的三个少年，相约来到寺中游玩，他们在不经意间闯入瑞光寺佛塔的塔芯柱里面，机缘巧合之下发现藏在地板下的盒子，自此真珠舍利宝幢便重现人间。后经过专家鉴定，确认这座富丽堂皇的佛塔，就是专门用来装佛家高僧舍利的容器，并为它命名为真珠舍利宝幢。

瑞光塔历史相当悠久，始建于东吴孙权时期，北宋景德元年重建，是一座七级八面砖木混合结构的楼阁式宝塔。瑞光寺塔历经千年，命运多舛，前后经历了十几次战火，每次被焚烧后，又会被重建。清末时期，寺院被毁殆尽，仅剩一塔，真珠舍利宝幢就是因为藏在了此塔第三层塔心才得以幸免。

织物：148-158

148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

汉 新疆博物馆

出土于尼雅遗址 95 MNI 号墓地 M 8，用作织锦护臂，出自男尸身上。所织铭文记录了《汉书·赵充国传》中讨伐南羌地区的军事行动。汉宣帝时，先零等羌族部落联合反汉，老将赵充国领兵伐羌，恰逢五星连珠天象出现，汉宣帝认为是天降祥瑞，于是颁诏曰：“今五星出东方，中国大利，蛮夷大败。太白出高，用兵深入敢战者吉，弗敢战者凶。将军急装，因天时，诛不义，万下必全，勿复有疑。”不过，后续也有研究认为它并非“护臂”，而是辟邪厌胜的护身符。

该织锦于 1995 年 10 月新疆尼雅遗址发掘出土。当时，考古人员挖开了一座古墓。这是一个两人合葬墓。合葬的两人身上穿着许多衣物，最显眼的是，其中一具尸体的右臂上绑着一个色彩鲜艳的织锦。织锦色彩绚烂，文字激扬，纹样诡秘，意蕴神奇，立刻吸引了所有人的眼光。没有经过太多的辨认，考古人员就看出织锦上织的文字：五星出东方利中国。

149

人物御龙帛画何尊

战国 湖南省博物馆

1973 年出土于长沙子弹库楚墓一号墓穴。人物御龙帛画隐约再现了一位四十多岁的大夫级官员生前在江河湖泊御龙舟而行的场景。墓主人据后来考证，应该是战国后期楚国一个学习阴阳术数的士，他究其一生都在追求天地运行、人寿秘诀。楚人认为人死后魄往下沉，魂往上飘，因此把死者生前的画像藏在棺椁的夹层中，游魂识别墓主人形象就会归来，完成升仙之旅。

150

龙凤帛画

战国 湖南省博物馆

《龙凤帛画》将墓主人魂像画于丝帛旌幡之上，结合沟通天、神的凤鸟，是为魂幡。远古人类绘制帛画具有超现实的神秘意义和巫术功能，如为了实施天人沟通和人、神交合，“巫”在丝帛上画出神秘的图画或符号为死者“图书”，使其得以与天同寿和魂魄合一。

由于这幅帛画并非正常出土，而是 1949 年 2 月在千疮百孔的长沙陈家大山被盗墓者盗挖出来的，墓主人不详。《人物龙凤帛画》和《人物御龙帛画》表现的都是“当时楚地瑰丽神仙思想的反映”。帛画中的人物形象与庄子、屈原笔下驾日月、驭飞龙的仙人确有神似之处。

151

直裾素纱禅衣

汉 湖南省博物馆

1972 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墓主人辛追是西汉长沙国丞相利苍的妻子，去世时年约 50 岁，其生活的年代距今 2200 多年。辛追墓葬具的最外层椁板和内椁板之间有东、西、南、北四个边厢。西边厢相当于辛追夫人的仓库，里面有吃的、穿的、用的，用一个个竹箱子装起来。素纱襌衣出土时就是在西边厢的一个竹箱子里，里面有绵袍、单衣，还有裙子、袜子，一共十四件。

152

马王堆一号墓T型帛画

汉 湖南省博物馆

辛追夫人墓中这幅的T型帛画又名“非衣”、“铭旌”、“魂幡”，它的作用之一是为了作为死者灵魂的寄托、标志死者的灵魂以示区别。这幅帛画内容包括了许多神话故事，充满宗教气氛，上面画着辛追夫人死后，受到人间的祭享，在天地之间被两头巨龙驮着向上飞往天界。

153

红地云珠日天锦

北朝 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1983 年出土于青海省都兰县热水乡一号大墓封堆2号陪葬墓中，热水一号大墓因传说和外形被当地人称为“九层妖塔”。都兰在历史上曾是吐谷浑古王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驿址，迄今都兰地区已发现有上千座至少有 1500 年历史的古墓，尤其都兰县热水乡内有一大型唐代吐番墓葬群，共有吐番墓 200 余座。除了红地云珠日天锦外，吐番墓内还出土了大量完好的丝织品。

红地云珠日天锦属唐代早期吐谷浑王室，样式新颖，生动地反映出了唐朝与中亚地区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吐蕃征服吐谷浑后，至少在 676 年之前设立军政机构“青海节度衙”，派驻吐蕃大论并联合吐谷浑王室，管理被征服民族，统辖进入该地区的各千户的行动，征发赋税、差役以及对外作战。吐谷浑王室直接参加甚至多次领导吐蕃的对唐战争。

日天，又作日神、日天子。佛教经典中，日天为观世音菩萨之变化身，居于日宫中。日宫为纯金之宫殿，能放身光照四天下。后世密教以日天为十二天之一。其形像为赤肉色，左右手各持莲华，着天衣，乘五马车，左右各有天后侍坐。此锦幡上日天图案，应是用来显示佛菩萨降魔之威德。

154

汉红地对 *** 树纹罽袍

汉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

营盘是古西域三十六国之一山国（墨山国）的都城，是东西横贯罗布泊地区通道上的一个交通重镇，肩负着扼守丝绸之路“楼兰道”西端咽喉的重任，其繁盛时代大体在西汉中晚期，被专家学者称为“第二楼兰”。据《汉书·西域传》记载，“山国，去长安七千一百七十里……西至尉犁二百四十里，西北至焉耆百六十里，西至危须二百六十里，东南与鄯善、且末接”。

罽（jì）袍的主人是一面罩麻质贴金面具的成年男性，他的身份有多种猜测：来自西方从事贸易的富商、墨山国贵族、屯戍楼兰以及楼兰道军吏。罽袍于 1995 年 12 月出土于新疆罗布泊荒漠西北、孔雀河北岸“楼兰道”的营盘汉墓中。

155

北魏刺绣佛像供养人

魏 敦煌博物院

这件文物是北魏王族供奉在佛祖前的正方形经幡，最早存于北魏前期都城平城的家庙中，后来被带到了敦煌，供奉在莫高窟的某个佛像前作为施主的供养品，同时也用作进行讲经说法等宗教活动时的用品。大约在盛唐时期，刺绣因年久而损坏。当时莫高窟第 125、126 窟正在修建，按处理损旧佛教用品的传统，人们将残损刺绣塞入山崖的石缝中，并用土埋上，后来这件刺绣又被流沙所覆盖。

1965 年考古人员在敦煌第 125、126 窟前进行清理发掘，终于这些刺绣残片得以进入今人视野。根据刺绣最下方的供养人名讳和发愿文——“广阳王慧安（元嘉）造”判断该绣品年代为公元 487 年。

156

方格兽纹锦

北朝 新疆 *** 尔自治区博物馆

上面的牛、狮、象纹样是富贵、吉祥和地位的象征。在佛教盛行的时代，它可能作为教徒的一件信物。

1968 年，北朝方格兽纹锦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北区 99 号墓出土。阿斯塔那古墓群占地约 10 平方千米，分属晋至十六国（高昌郡）、麹氏高昌、唐西州三个时期，依姓氏家族分区埋葬。在晚清之前，这里便有盗贼时常光顾，但规模较小。20 世纪初，阿斯塔那古墓群遭到英国的斯坦因、俄国人科兹洛夫、德国人勒科克、日本人桔瑞超等盗劫。

157

灵鹫纹锦袍

宋 故宫博物院

1953 年出土于新疆阿拉尔墓地，袍身用料为三枚左向斜纹纬棉，图案为宋代流行的毬路纹，纹内饰一对灵鹫相背而立，并以花树装饰。宋时丝绸、瓷器随同茶叶传到西域，商人返程时将西域的特产带回我国，西方的宗教、服饰、绘画也传入中国。

萨珊王朝（波斯第二帝国）是中国丝绸的主要消费王国，也是丝绸之路上的必经之地。灵鹫纹锦袍的主人很可能是“丝绸之路”上的一名丝绸商贩，因为该墓墓葬形式、随葬物品相对简陋，说明墓主地位不高，然而其中多样的织绣品和金鞍具又显得特别突出。

158

西汉马王堆汉墓帛书《周易》

汉 湖南省博物馆

马王堆三号墓墓主为第二代轪侯利豨，从墓中出土的军事、天文、历法、五行、杂占这类帛书简牍，可以看出他生前是位爱好兵法或熟知用兵的兵家。帛书《周易》就是在西汉早期这种兼容百家的环境中成书的。

帛书鉴定书写年代为公元前 168 年，“经文”要晚于今传本经文的出现，是根据阴阳学说重排卦序的一种别本。“传文”大都是不曾流传下来的佚书，记述孔子和弟子讨论卦、爻辞含义的情况。

从出土的各种《周易》可以看出，人们使用的三种方式。其一是只用易卦（只用卦画或卦画卦名并用）求占，不用卦辞，或另用繇词；其二是把《周易》当作实用的筮书本子，在卦爻辞后系以具体的卜事之辞，以便翻检断筮；其三是把《周易》当作可以引以说理的经典文本进行编撰，如这里的帛书《周易》。

金银器：159-167

159

九龙九凤冠

明 中国国家博物馆

九龙九凤冠的主人是明孝端皇后，原名为王喜姐，籍贯浙江余姚，1564 年出生于北直隶顺天（金北京）。万历五年（1577 年）正月，她凭借自身的聪颖、端恪，在礼部为明神宗选举秀女时，入选为淑女，后被册立为皇后。她也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后，正位中宫共 42 年。但孝端皇后生前无子，结果引发了一场是立恭妃所生的长子朱常洛还是郑贵妃所生的三子朱常询为太子的“国本”之争，影响明未政局甚深，使万历朝成为明朝历史上由治转乱的转折期。

1957 年 10 月 20 日，北京明定陵地宫的最后一扇石门被开启，考古工作人员发现了摆在地宫里的三具棺木，分别属于万历皇帝、孝端皇后和后来被万历的孙子天启皇帝追封为皇太后的孝靖太后。其中万历和孝端的棺木保存较好，孝靖棺木因为是迁葬来的，已腐朽不堪。经过清理，地宫里的 29 个随葬储物箱里共出士了 2648 件精美的文物。

160

舞马衔杯仿皮囊式银壶

唐 陕西历史博物馆

1970 年出土于西安何家村的一个金银器窖藏内。经考证，壶上舞马衔杯的形象，表现的是唐玄宗生日祝寿的场面。舞马是盛唐时期流行的一项娱乐活动，唐玄宗有数百匹训练有素的骏马，能跟着音乐起舞并衔杯祝寿，是玄宗生日“千秋宴”上的压轴保留节目。

唐玄宗天宝年间每逢“千秋节”都会在兴庆宫勤政务本楼下举行盛大宴会，接受文武百官、外国使臣和少数民族首领的朝贺，并以舞马助兴。据说一次舞马演出舞到兴处，马儿屈膝向皇帝祝寿，皇帝大喜，赐酒给跳舞的马匹，舞马以口衔住酒杯，一饮而尽，喝下去以后马就醉了。唐朝宰相、诗人张说的一首诗里就写道：“更有衔杯终宴曲，垂头掉尾醉如泥。”

根据考古学家的研究，这种形制的壶在辽金时代的古墓中常有发现，是契丹文化的代表器物，但在唐代金银器中还是首次见到。这件银壶的出现，正是唐代汉族和契丹等各族人民文化交流的显证。

161

银花双轮十二环锡杖

唐 法门寺博物馆

1987 年 4 月，封闭一千多年的法门寺地宫神秘之门被打开，此锡杖随着被发现。股侧铭刻：“文思院准咸通十四年（873）三月二十三日敕令造迎真身银金花十二环锡杖一枚，并金共重六十两，内金重二两，五十八两银，打造匠臣安淑郧，判官赐紫金鱼袋臣王全护，副使小供奉官臣虔诣，使左监门卫将军弘悫”。

从铭文可以看出这枚锡杖是咸通十四年（公元 873 年）敕造的，这是唐懿宗执政时期，和法门寺地宫出土的其它文物一样，都是唐懿宗御赐，供奉佛祖舍利的。锡杖使用了黄金二两，白银五十八两，打造锡杖的工匠名叫安淑郧，还有几位负责人的官职和姓名都刻在上面。

162

铜浮屠

唐 宝鸡法门寺博物馆

1987 年 5 月 10 日出土于陕西宝鸡法门寺地宫。现在看到的铜浮屠，是经过拼装和修复的。铜浮屠是在地宫前室的汉白玉阿育王塔内发现的，当时铜浮屠的塔身和塔刹以及其他一些部件被拆分，塔身由丝绸包裹。

与秦始皇同一时代的印度孔雀王朝第三代阿育王，以武力杀戮统一了全印度。后来，当看到自己的胜利使数十万人丧失生命、还有更多的人受伤致残的时候，惊愕的阿育王顿感忏悔，决心放弃暴力屠杀的侵占。有一和尚劝他“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阿育王遂生悔悟。从此，他皈依佛教，还宣布将佛教定为国教，派传道团去往周边许多国家传播佛教，佛教的声望因此而被提高。相传阿育王将佛祖释迦牟尼舍利分为 84000 份，在世界各地建塔供奉佛祖舍利。

163

商太阳神鸟金箔片

商 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

2001 年 2 月 8 日，在成都近郊的金沙村的管道施工中，挖出了部分铜器、石器等文物，考古人员随即展开大规模科学发掘，大批金器、玉器、铜器和象牙不断出土，令人惊叹。2 月 25 日，一件特别的金饰件被发掘出土，刚出土时金饰件已被揉成一团，在考古人员认真、科学地记录之后，小心翼翼地将金饰复原展开——金饰上刻画的“太阳”和“鸟”的图案清晰地呈现出来，伴随着显示王权的大量玉器、金器的出土，足以证明这件金饰极有可能就是古蜀王举行盛大祭祀典礼遗存下来的宝物。

太阳神鸟金箔的出土地，据专家们分析，这一带应该是专门用于祭祀的滨河场所。九个呈方形，排列整齐的大型柱洞，很可能是承托祭台之用。周边一个又一个祭祀坑放满了成堆的巨大象牙、鹿角、野猪獠牙、玉器、金器、石器，这是三千年前河边一场盛大的祭祀，这些财富并非献给人的，而是献给自然的，当人类逐渐远离了神巫世界，再也无法破译太阳神鸟金箔的真正含义。

2005 年，太阳神鸟被选为中国文化遗产标识，成为数以万计的中国文化遗产的代表和象征。

164

商金杖

商 广汉三星堆博物馆

1986 年 7 月，三星堆祭祀坑发掘第 10 天，考古队领队之一的陈显丹在清理文物过程中发现了商金杖。

在陈显丹看来，这组图案组成一幅典型的“象形文字”：杖上的人物头戴五齿高冠，与青铜大立人所戴相同，因此身份位高权重。金杖上又有鱼、鸟等图案，因此它极可能表现的是古蜀王中的“鱼凫王”，商金杖的主人也应该是他。而有的专家则认为，头戴五齿高冠的人应该是蜀祖蚕丛。他把代表蜀王的商金杖交给鱼凫，图案上羽箭贯穿鸟和鱼头的形象，则是直观表现当时王位的禅让制度。杖上的那只鸟，其实就是渔猎时的鱼鹰，或许就是鱼凫部族的标志。

165

战国包金镶玉嵌琉璃银带钩

战国 南京博物馆

1951 年 1 月出土于河南省辉县固围村 5 号战国墓。带钩是我国古代人民用来扣接束腰革带及别在腰带上悬挂囊物、装饰品的挂钩，它一头有钩，一头有钮，用于连接腰带的两端，多为上层官僚贵族及文人武士所用。

166

西汉“滇王之印”金印

汉 中国国家博物馆

1956 年 12 月 28 日，石寨山滇国墓地第二次发掘时，在 6 号墓(M 6)木棺底部粉末中发现一枚通体完好如新的金质印章。这枚金印证明了古滇国的存在，为司马迁《史记》相互参证，证明西汉王朝以“滇国”“置吏入朝”,设置“益州郡”。

公元前 109 年，滇王降汉，汉武帝在滇国地区设郡，赐滇王王印，令其继续统治滇民。金印的出土证实了这一历史事实，也证实了古滇国以及夜郎国都是大汉朝的一级行政区，而非少数民族部落。

167

唐龟负论语玉烛酒筹鎏金银筒

唐 镇江博物馆

1982 年出土于江苏省丹徒丁卯桥唐代银器窖藏，民工在丁卯桥附近的工地上发现了银质酒瓮 1 件，瓮内叠满各式银器，另发现有 2 件大银盒以及盆、钗等银器堆置于瓮的西侧。唐龟负论语玉烛酒筹鎏金银筒即出土于此。

唐龟负论语玉烛酒筹鎏金银筒是唐人饮酒时盛放酒令的筹筒。玉烛的座是银龟，龟是四灵之一，古人把龟视为祥瑞之物。以龟负玉烛为造型，是符合古人的思想意识和社会习俗。打开莲花形筒盖，可以看到里面藏有 50 根酒令筹，呈长方形扇骨状，每根酒筹的上端刻有《论语》的语句和饮酒的规定，如：“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上客五分”，意思即朋友来了，大家都高兴，酒筵上的贵客都喝半杯酒，而主人不用喝酒等。

石器：168-173

168

涅槃变相碑

唐 山西省艺术博物馆（纯阳宫）

涅聚变相碑画面突出涅聚与再生主题，并辅以弥勒三尊，最终达到宣扬弥勒降生的目的，“武周代唐”过程中以佛教为舆论工具，宣称武后为“弥勒佛下尘”，这通造像碑正是意在图解“武则天登基合乎天意”。碑的下端刻有年号——天授二年，这一年为公元 691 年，即武则天刚刚当上女皇的第二年。

武则天登基后，立即诏令全国各州郡修建大云寺，命僧人讲解，一时间全国各地纷纷建起了大云寺，广传《大云经》。因为《大云经》在其易世革命过程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武则天退位其子李显恢复唐制，之一件事就是诏毁大云寺，全国各州的大云寺焚毁殆尽，该碑流传至今实属不易。

169

常阳太尊石像

唐 山西艺术博物馆（太原纯阳宫）

出土于山西省运城盐湖区景云道观遗址，景云观自唐高宗弘道元年（683）“置观伊始”，至睿宗景云年间（701——711）竣工，历时28年。这尊石像是景云观建成后，于开元七年（719）刻造的。景云观在明朝嘉靖年间和清朝乾隆年间经历了两次大规模的修缮，但在民国期间被付之一炬，只留下残垣断壁。

此像底座正面刻天尊像铭并序，左右两侧线刻弟子道士像和供养人姓氏：“观主赵礼上为并元神武皇帝皇后，下为七祖三师见存家眷及一切群生，敬造常阳天尊像一铺。”唐玄宗继位之后一改武后时期延续下来崇佛的种种行为，重新提振道教，接续推行自唐朝开国时期推行的崇道政策，提高道教的地位。道教至此在唐朝达到了全盛时期。

170

茂陵石雕

汉 陕西茂陵博物馆

茂陵以东约一公里处，耸立着一座奇特的土丘，土丘上下散落着许多大石和石雕，很像一座小山，其南侧立有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的一座石碑，上面写着“汉骠骑将军大司马冠军侯霍公去病墓”。其实茂陵石雕及霍去病墓的原始状态早在数十次盗墓和历史洪流中消失殆尽，留在我们面前的是经历过无数次海桑田巨变的茂陵墓区。

关于西汉将领霍去病及其墓最早的记载见于《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据司马迁记载，霍去病年少有为，打仗不习兵法，讲求随机应变。汉武帝给他府邸却遭婉拒，留下“匈奴未灭，无家也”的豪言壮语。在西汉元狩六年（前 117 年），因病逝世，年仅 24 岁便“为冢像祁连山”。“马踏匈奴”为霍去病墓石雕群中纪念与象征意义最强的作品，马为汉代武力强盛的标志，西汉马踏匈奴展演西汉征服匈奴的历史过程，为霍去病征战匈奴的形象写照。

171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唐 西安碑林博物馆

“大秦”是中国古代对东罗马帝国（今土耳其、叙利亚一带）的称呼；“景教”是基督教一个流派，称聂斯托利派。这块碑石含 1780 个汉字及数十叙利亚文。详细记载了景教的教旨、仪式以及自唐太宗贞观九年（公元 635 年）沿丝绸之路从波斯（今伊朗）到西域再到长安这一路线，东传入中国后一百五十年间的活动情况。

景教是从基督教的反对派开始的。景教，基督谐音。景教开山祖聂斯托尔任君士坦丁堡主教期间，力主圣母玛利亚不是“神之母”而是“基督之母”，从而遭到安提阿学派的排斥、放逐。480 年聂斯托尔死于流谪地埃及。聂的传人与信徒们为求生存与叙利亚教派相结合，成立了独立教会景教、摩尼教和袄教成为波斯帝国的三大宗教。并随着波斯文明辐射到中亚,后经粟特人传入中土。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刻立六十余年后，武宗灭佛，殃及景教，此碑被教徒埋入地下，自此沉寂 700 多年。明天启三年，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重见天日，置金胜寺中近三百年。

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 年），丹麦记者何乐模密谋盗碑，贿寺中老僧雇石匠，以同样石料同样尺寸重新刻制一碑，图以复制碑换出原碑暗中运往伦敦。安排搬运之际，消息走漏， *** 及时制止，保住原碑；交涉后只允许其运走两吨重之复制碑（复制碑其后辗转运往纽约，最后为教徒购赠梵蒂冈）。原碑移置西安城内碑林护藏，以绝其觊觎。现藏于西安碑林博物馆。

172

战国石鼓

战国 故宫博物院

石鼓共十只，高二尺，直径一尺多，形象鼓而上细下粗顶微圆（实为碣状），十个花岗岩材质的石鼓每个重约一吨，在每个石鼓上面都镌刻 “石鼓文”（大篆），因铭文中多言渔猎之事，故又称它为《猎碣》。石鼓文记述了秦始皇统一前一段为后人所不知的历史，是中国最早的石刻诗文，乃篆书之祖。石鼓刻辞的内容包括歌颂秦公策马狩猎、捕鱼作乐的情景；歌颂秦公率领将士驾舟出征；歌颂秦国师旅强劲善战；歌颂秦国民富国强的景象等。

唐初，十面石鼓在天兴三畴原（今陕西宝鸡）被一个放羊的老人发现，当时的石鼓就已历经千年风雨。日炙雨淋，加上野火焚烧，导致石鼓上的部分文字斑驳脱落。后来的安史之乱、五代十国更是使之伤九缺一。到了北宋皇祐四年，金石收藏家向传师在一屠户家中发现了这面“遍体鳞伤”的遗失石鼓。虽说十面石鼓最终集齐，但经历过辽金西夏到元代，鼓文只有 386 个字了。

173

昭陵六骏石刻

唐 西安碑林博物馆

唐昭陵六骏石刻是唐贞观十年立于陕西省礼泉县唐太宗昭陵北司马门内的6块大型浮雕石刻，分别名为“拳毛騧”“什伐赤”“白蹄乌”“特勒骠”“青骓”“飒露紫”。

“太宗旨在振王业，王业艰辛告子孙。”唐太宗李世民在征战天下时，常骑骏马冲锋陷阵。为了告诉子孙自己创业的艰辛，同时也为了表达对与他共同征战的六匹骏马的怀念，建昭陵时，李世民亲自参与了昭陵的规划和设计。下诏将“朕所乘戎马，济朕于难者，刊名镌为真形，置之左右。”即为纪念六匹随之征战疆场的战马而刻制，传为当时工艺家阎立德、画家阎立本所作。

1914 年，法国人戈兰兹将“飒露紫”“拳毛騧”剥离开来准备偷运，不料被当地农民发现后拦住。然而这“二骏”又落入当地军阀之手，后来又运到北京被当时中国国内的古董商卢芹斋以 12.5 万美元盗卖到国外，现藏于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1918 年，美国人毕士博准备盗走另外四骏石刻，运输之前他令人将这四件石马碎成数块，但运输过程中被陕西当地民众发现并拦截。

竹简：174-178

174

战国简《金縢》

战国 清华大学

《金滕》是被盗掘出土并走私到境外的文物，因此其具体的出土时间和地点已经无从得知。但对比几个版本的《金縢》可以发现，周天子始终处于权力核心的地位，位尊权重的周公（姬旦,亦称文公、叔旦,周武王弟,与吕尚同为西周开国元勋）也只能附从这个更高权力执政。先是武王病重，周公作祝词祷告三王，愿意身自为质，以代武王死。继之是管、蔡流言，周公居东归来，以《鸱鸮》一诗相遗成王，成王却未出郊迎接周公。最后是遭风雷之变，成王与一班朝臣启金縢之匮，得周公之书，方知周公公忠为国的心迹，以邦国礼出郊亲迎周公回朝。

上述《金滕》的故事，战国简版本最简，传世本《尚书》中稍繁，《史记》记载最为丰富。《金滕》一篇，传世文献《尚书》同样存在，《尚书》因秦始皇焚书之故散失，幸好汉时伏生藏在壁中，又传于世间，通过比对，从写作时间和写作体例来看，传世本较为可信。战国简《金滕》则是未见流传的楚地抄本，有后人改写、删减的成分，但反映了当时地域间流传的情况。

175

郭店楚简《老子（甲、乙、丙）》

战国 荆门市博物馆

郭店楚简《老子》利用竹简由长到短的变化显示着形成时代上的由早到晚的先后顺序，它是截止到二十世纪所发现的时代最早、文字最原始的道家著作。

老子大约生活于春秋末期，年纪略长于孔子，出身于史官，孔子曾向他问过礼。《史记》说老子到了函谷关，关令尹喜对他说：“您就要隐居了，勉力为我们写一本书吧。”于是老子就撰写了五千言，阐述了道德的本意，这本书后来被称为《老子》或者《道德经》。一些论者据今本《道德经》认为老子是一个激烈的反礼制斗士，而郭店楚墓帛本和简本的出土，证明其绝非如此。郭店《老子》的“有无观”、“仁义观”等都反映出道家对包括儒家在内吸收兼融有一个发展的过程。

176

战国楚简《孔子诗论》

战国 上海博物馆

《孔子诗论》首先是孔子以及其他儒学家讲授其对《诗》的原创性思考，然后是弟子后学在传习中不断地阐释与改写，最后是南楚学者对源自鲁地的文本加以转写与传抄。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末年，官学失守，乐人散在民间，《孔子诗论》应是孔子按照“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造士路线授徒讲学时把传统的乐教与乐语之教融为一体，适应社会现实的需要，对传统诗说作相应调整的产物。

1994 年 5 月，上海博物馆从香港文物市场上抢购回一千二百余枚战国楚简，内容涉及哲学、文学、历史、政论、宗教、军事等方面，文字三万有余。这批简全部是秦始皇焚书坑儒前的原始古籍，整理者推测这批竹简应该是楚国迁郢以前贵族墓中的随葬物。

177

云梦秦简《语书》

战国 湖北省博物馆

秦始皇统一全国过程中南郡守腾颁布的一篇法律文告，属于地方性法规。《语书》写成时秦对关东各国正处于战争状态。《语书》分两部分，前半部分为“南郡守腾文书”，南郡，原是楚国的政治中心部分。战国时期的楚国，在吴起变法失败后，奴隶主贵族势力盘根错节，依然十分猖獗。秦的封建政权在在这一地区建立后，针对这种情况，对《语书》中说的“邪僻淫佚之民”利用“乡俗”进行改革。当时的南郡郡守“腾”对所属各县官更发布了这件文书。后半部分是对良吏恶吏的界定，要求官员、百姓严格执行秦的法令。

1975 年，12 座秦墓相继在湖北省云梦县发掘。众多竹简与墓主人“喜”合葬，从枕部铺到腹部，总数达 1000 多支，绝大部分保存完好。

178

秦简《数》

秦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

秦简《数》，是现存的最早的数学类文献之一，丰富了我国古代数学的研究资料。此套秦简的内容为算数，其中包括算题 81 例，以及单独术文 19 例。算题涵盖面积、体积、重量、比例之类的计算。其断代最晚不会晚过秦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 212 年），比《九章算术》和《周髀算经》早一两百年，足以说明秦代的数学水平之高。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陈松长教授在古董集中地摩罗街的一位古玩商人那里发现了这批竹简。2008 年 8 月香港一名不愿留名的收藏家还将其收藏的有 76 个编号的秦简无偿捐赠给岳麓书院。经比对考证，这些秦简竟然与岳麓书院收购的秦简属于同一批出土简牍。

壁画：179-183

179

娄睿墓鞍马出行图壁画

北齐山西博物院

娄睿墓以及墓内壁画的发现颇具戏剧性。该墓早年曾被盗掘，且墓主人被误传为斛律金。

1971 年，当地村民为改扩良田，一度将娄睿墓挖开，后叉填埋好。1979 年起，考古专家和文物工作者对该墓进行的发掘清理，证实为北齐东安王娄睿之墓。这幅壁画所描绘的就是娄睿出行时的盛大场景，整幅图画面层次分明，构因新颖，人物生动，生活气息浓厚，表现技法娴熟，堪称中国绘面史上的精绝之作。

娄睿（531-570 年）是当时东魏北齐间的权臣、怀朔镇勋贵，其人才能平平，又贪图财色，时评不佳，但是依靠元勋功臣和姻亲关系成为当时的显贵，官累至一品，位于官僚体系的更高层，又短暂地掌握过“尚书并省”的至高行政权力。

娄睿墓位于山西省太原市南郊区王郭村西南，发掘于 1979 年至 1981 年。娄睿墓的墓道壁、甬道壁和墓室壁上均绘有壁画，共有71幅，壁画色彩鲜艳，绚丽多姿，内容丰富，绘画技术精湛。墓内出土随葬品丰富， *** 精美。娄睿墓墓主明确、纪年清楚，是研究北齐历史、文化、绘画的重要标尺。

180

唐章怀太子墓壁画马球图(1组)

唐 陕西历史博物馆

在 1971 年，武则天的儿子章怀太子李贤墓在陕西省乾县出土。尽管墓室主人章怀太子的一生有荣有辱，但乐观的唐人还是把一些快乐的事件和场面用壁画的形式留在他的墓道里。墓室中最吸引人注意的莫过于墓道西壁的《马球图》。如此栩栩如生的壁画，为我们再现了大唐时期最风靡的运动：打马球。

马球起源于古代波斯，后被传入中国，到了唐代才开始盛行，而将马球变为“网红运动”的正是唐太宗李世民，他还常常举办宫廷联谊赛，邀请邻国参赛。

181

唐章怀太子墓壁画狩猎出行图(1组)

唐 陕西历史博物馆

在乾陵的东南方向，有一座陪葬墓，它便是唐高宗李治和女皇武则天的第二个儿子章怀太子李贤的墓葬。在墓道的东壁绘有一幅大型壁画《狩猎出行图》，这幅壁画于 1971 年陕西乾县出土。

在这幅壁画中，可以非常明显的看到一个无头人骑着一匹高头白马走在最前面，这应该是就是章怀太子李贤，但不幸的是，它的头部已经自然脱落，这不禁让人结合起章怀太子的凄惨生活。作为太子，李贤曾三次监国，并得到高宗褒奖和群臣拥戴，可见这个年轻太子堪当大任，是帝国合格的接班人。然而，当时正值他的母亲武后政治得意之时，母子二人因此互忌，颇多嫌隙。武后也多次以书信方式责备太子，宫中则流传着太子不是武后亲生的谣言，最终太子未能幸免而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但也正因墓主人复杂曲折的人生经历才造就了如此不受拘束，题材多样，非常写实的墓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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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懿德太子墓壁画阙楼图(1组)

唐 陕西历史博物馆

懿德太子墓是唐乾陵陪葬墓之一，发掘于 1971 年 7 月。由陕西省博物馆、乾县文教局与乾陵文物管理所联合发掘。在墓道入口处青龙、白虎以北，东西两壁各绘制一幅阙楼图，阙为三出形制。阙楼在唐墓壁画中不惟此例，但都是单阙或双阙，惟有懿德太子墓中的阙楼图为三重子母阙即三出阙。

懿德太子李重润是唐中宗长子，也是中宗李显与韦皇后所生的唯一的儿子，大足元年被武则天处死，公元 705 年中宗重新即帝位后，追赠其为懿德太子，将其灵柩从洛阳迁到乾陵陪葬，并给予“号墓为陵”的更高礼遇。巍峨的红色阙楼图，无疑反映出皇家建筑的豪华气派和懿德太子生前的显赫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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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永泰公主墓壁画宫女图(1组)

唐 陕西历史博物馆

上世纪 60 年代，在陕西省关中平原的乾县的一个小村庄里，几个村民在挖土时挖出了一堆碎木片，震惊之余几个村民合计挖一下看看，这一挖不要紧，竟挖出了一座千年古墓，随即立刻联系了文物局，在考古队的勘测下与挖掘下，这座埋藏在地下数千年的陵墓重见了天日。

李仙蕙(公元 684—701 年)是唐高宗李治和武则天的孙女，中宗李显的第七女，嫁给武后的侄孙武延基。公元 701 年李仙蕙和其兄李重润同被武后“杖杀”，年仅十七岁。原葬于洛阳，中宗复位后由洛阳迁葬长安与其夫武延基合葬，并追封为“永泰公主”，陪葬乾陵,并且空前绝后地特许她的坟墓尊称为“陵”，规格与帝王等同。墓长 87.5 米，宽 3.9 米，墓道及前后室两壁都绘有场面宏大的壁画。

杂项：184-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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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绿松石象牙杯

商 中国国家博物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1975 年，在河南省安阳市殷墟妇好墓出土，是商朝饮酒器，其主人为妇好。妇好不仅是商王武丁（？-前 1192 年）的妻子，而且是一位能征善战的将帅。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根据甲骨文中记载，妇好不但参与朝政，还主持祭祀，是武丁的得力助手。武丁是商朝历史上有名的一代雄主，他能征善战，继承王位之后，立志复兴商朝。通过一连串的战争，他将商朝的版图扩大了数倍。而为其东征西讨的将军正是他的王后妇好，她曾打败了周围 20 多个独立的小国。

妇好墓是目前发现的唯一一座能与甲骨文相印证，断定墓主的明确身份与墓葬相对年代，并未被盗掘的商代王室成员墓葬。妇好墓中出土的陪葬物十分丰富，多达千余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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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晶杯

战国 杭州市博物馆

1990 年五六月间，半山镇石塘村工农砖瓦厂在工厂旁边的山坡上取土时，挖出了一些原始瓷器。文物部门在现场调查后认为这里可能有大型墓葬的存在，有必要进行考古发掘。当年十月发掘工作正式开始，发现了编号为 90-1 的战国土墩墓一座，出土了包括水晶杯在内的一批文物。

这座墓葬是杭州地区发现的战国时期更大的墓葬。墓室约 15 米长，5.4 米多宽。墓中有熟土二层台，墓室里面有排水沟。更罕见的是，墓中有大量的木炭。在二层台的边上有宽 20 厘米、高 30 厘米的木炭层，墓底也铺有木炭。

在发现了墓室里的木炭层后，考古队员们使用一边削尖的毛竹一点点的清理。当时天气很好，一个多月没有下雨。发掘现场的工作人员被刺眼的反射光吸引注意，顺着光源方向清理，最后发现了水晶杯，水晶杯的旁边还出土了一些墓主人随身佩带的玉器、玛瑙等小型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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鸭形玻璃注

周 辽宁省博物馆

1965 年，鸭形玻璃注在辽宁北票西官营子冯素弗墓出土。冯素弗，长乐信都（今河北省冀县）人，是鲜卑化的 *** ，十六国时期北燕宗室大臣，其兄为北燕天王冯跋。尽管北燕只有 28 年的历史，但冯跋是位贤明的君主，冯素弗是位称职的宰相，一人主政时，勤俭节约，一心为民，在他们的带领下，北燕一扫前朝颓势，发展十分迅速。

冯跋眼光长远，在位期间注意到丝绸之路的重要性，便将女儿乐浪公主嫁给了柔然首领斛律，建立了稳固的和亲关系，从而使丝绸之路上得来的商品源源不断地进入了北燕。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这件来自古罗马的鸭形玻璃注经丝绸之路来到北燕皇宫，被冯跋视若珍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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镶金兽首玛瑙杯

唐 陕西历史博物馆

1970 年，在陕西省西安市何家村唐代窖藏出土。根据原北大考古文博学院教授齐东方的“租庸使刘震埋藏说”，其主人应为刘震，形成原因为泾原兵变。

建中四年（783）十月，奉命征讨反唐藩镇的泾原镇兵倒戈，回攻长安，拥立前幽州节度使朱沁为主，唐德宗被迫出逃。乱兵攻入大明官含元殿，争相进入宫中宝库劫掠，“运金帛，极力而止”。这一事件被称作“泾原之变”。在此期间，玛瑙兽首杯连同其他珍宝一起，被仓皇塞入两只陶瓮和一只银罐中，埋到了距皇城三坊之地的兴化坊一隅的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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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重宝函

唐 法门寺博物馆

唐懿宗（公元 859-873 年在位）赐赠金银器，是供奉佛祖释加牟尼真身佛指舍利的一套盒函。1987 年 5 月 5 日发现于陕西宝鸡法门寺地宫，收藏于宝鸡法门寺博物馆。在地宫出土的物账中有明确记载：“恩赐金银器物宝函等并新恩赐到金银宝器衣物。”

函内盛放着一枚供奉舍利，最外层是一个檀香木函，里面套装着三个银宝函、两个金宝函、一个玉石宝函和一座单檐四门纯金塔，但因最外层为檀香木银棱盝顶宝函出土时已残朽，故只见七重。

佛骨舍利，是佛祖释迦摩尼去世之后，弟子将其尸体焚化而得的遗物。法门寺中的佛指舍利共有四枚，三枚影骨、一枚灵骨。而放置在八重宝函之中的，就是三枚影骨之一。影骨并非真正的舍利骨，而是为保护舍利骨特意 *** 的。

佛骨盛典中国有史以来之一次迎奉佛骨盛典，是在唐高宗显庆四年，唐高宗为使佛教更符合中国的传统习俗及臻于中国化，为舍利铸造金棺银椁（即宝函），并按中国儒家的更高礼仪埋葬于黄土之下（即地宫）。李氏皇朝迎奉佛骨，队仪庄严浩大，沿途顶礼膜拜者由长安（今西安）延至凤翔（今宝鸡）三百余里，成为一时盛况。

咸通末年，唐懿宗从法门寺迎取佛骨舍利，是晚唐最后一次奉迎舍利的盛举，但佛骨尚未送还，懿宗逝世，新继位的僖宗匆忙将舍利送还封瘗塔下地宫之中，后来不到 30 年，唐王朝覆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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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夏文佛经《吉祥遍至口和本续》纸本

西夏 国家版本馆

《吉祥遍至口和本续》共九册，是西夏时期文佛经纸本，是藏传佛教经典的西夏文译本，也是现在世界上最早的木活字版印本之一。它的发现将木活字的发明和使用时间提早了一个朝代，对研究中国印刷史和古代活字印刷技术具有重大价值。

1991 年在宁夏 *** 自治区贺兰山拜寺沟方塔废墟中发现。上半为书名简称，下半为页码，页码有汉文、西夏文、汉夏合文三种形式。每半面十行，每行二十二字，每字大小一厘米左右。通篇字体繁复、周正、秀美。包括《吉祥遍至口和本续》等四种经文，白麻纸本，木活字版精印，蝴蝶装，封皮贴有书签，首页载有“集经”、“藏译”、“番译”者的名字。共有 9 册，达 10 万字，是一部保存较好的木刻本西夏文佛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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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林七贤砖印模画

南朝 南京博物院

1960 年 4 月在江苏南京西善桥宫山大墓出土。关于 *** 者有三种说法：一说认为是顾恺之的原作。该画与摹本《女史箴图》《洛神赋图》风格相似，且唐裴孝源《贞观公私画史》和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记载，顾恺之生前曾画过“七贤”，还画过“阮咸”和“荣启期”画。

一说认为是戴逵的原作。戴也曾画过“七贤”，而且还得到顾恺之的好评，顾说戴画“嵇生一象佳，其余虽不妙合，比以前竹林之画莫有及者”。

另一说认为是陆探微的原作。《宣和画谱》卷一中说“陆探微平生所画者，多爱图古圣贤像，不为无意”。而且陆生活的年代约在东晋末、南齐永明三年（485 年）以后，与南京西善桥墓和丹阳墓的年代相接近，画风也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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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皮胎犀皮漆鎏金铜釦耳杯

三国 朱然家族墓地博物馆

三国时期（公元 220-280 年）的犀皮漆器，也是中国发现的最早的犀皮漆器实物，1984 年出土于安徽马鞍山市雨山东吴名将右军师左大司马朱然墓。朱然墓是长江中下游地区有关三国时期考古的一项重要发现，也是已发掘东吴墓葬中墓主身份更高、墓葬规模大、时间最早的一座大墓，被列为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考古十大发现之一。

朱然，原名施然，为三国时期吴国名将，毗陵侯朱治的外甥。朱然早年被朱治收为养子，并在读书期间和孙权相交甚笃。孙权统事后，朱然历任、馀姚长、山阴令、临川太守，加折冲校尉，率军平定山贼。曾随吕蒙擒杀关羽，以功迁昭武将军，封西安乡侯。吕蒙死后，朱然代替吕蒙镇守江陵。

在夷陵之战中，朱然与陆逊合力大破刘备，拜征北将军，封永安侯。朱然一生战功累累，有着“名震敌国”的称号，可以说是孙吴政权后期的顶梁柱。朱然去世后，葬于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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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象牙梳

新石器时代 国家博物馆

1959 年，在修建京沪铁路的过程中，在山东泰安大汶口镇的施工工地上挖掘出了一些年代久远的陶器碎片和墓葬，于是文物部门展开抢救性考古发掘。随着大规模的发掘，一个令世界为之震惊的发现呈现在世人面前，这就是大汶口文化。大汶口遗址包括了大汶口文化发展的全过程，距今 6200 至 4600 年，跨度达一千六七百年。

这件象牙梳略星长方形,上端钻 3 个员孔，边缘还刻有沟槽，似为镶嵌之用。主体部分镂出由 3 行条孔组成的旋纹图案,并内填“T”形花纹。下端共有 17 个细密的梳齿象牙梳造型美观，工艺精致，是迄今为止远古时期保存最为完好的梳子。这件镂雕旋纹象牙梳即出自一座大墓,墓主人生前应该是一位社会地位显赫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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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石器时代河姆渡文化双鸟朝阳纹象牙雕刻器

新石器时代 浙江省博物馆

1977 至 1978 年，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第二期考古发掘中，在第四文化层出土。正面用阴线雕刻出一组图案，中心为一组大小不等的同心圆，外沿刻有炽烈火焰，象征太阳。两侧刻有昂首相望的双鸟，面向太阳振翅起飞，成对称形。四周钻有六个小圆孔，上四下二，背面 *** 较粗糙。构图对称和谐，线条生动流畅，给人以欣喜向上的感受。这是在当时金属工具尚未出现的条件雕刻出来的原始艺术品之一，也是中国传统花鸟画的原始雏形。

194

隋绿玻璃盖罐

隋 中国国家博物馆

1957 年在陕西西安西郊李静训墓出土。从墓志记载，知死者为李姓小女孩，名静训，字小孩，陇西成纪人，其祖父李崇和父亲李敏，隋书卷三十七有传。李静训自幼为外祖母周皇太后所养育。李静训在大业四年（公元 608 年）六月一日死于汾源之宫，年仅九岁，同年十二月葬于长安县休祥里万善道场之内。墓中随葬了大量珍宝，绿玻璃盖罐便是其中之一，供陈放香水专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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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绿玻璃小瓶

隋 中国国家博物馆

1957 年陕西西安西郊李静训墓出土。墓主名李静训，是一个年仅 9 岁的小女孩，家世显赫。她的外祖母名杨丽华，是南北朝时期北周宣帝宇文赟的皇后，是隋朝开国皇帝杨坚的女儿、隋炀帝杨广的姐姐，隋灭北周后被封为乐平公主。李静训的母亲宇文娥英是杨丽华的女儿，父亲则是光禄大夫李敏。李静训从小便深受外祖母宠爱，一直被抚养在宫中。但不幸的是，李静训于公元 608 年夭折。杨丽华万分悲痛，隋大业四年将其厚葬。

李静训墓发掘出土了 24 件玻璃制品，包括杯、罐、扁瓶、无颈瓶、管状器、卵形器、小珠等，器类较多，年代明确。隋绿玻璃小瓶以绿色玻璃制成，瓶虽不高，但器物壁极薄，晶莹玉润，色泽透亮，且不同部位深浅变化不一。

图片 | 董译夫等

排版 | 小谢

设计 | 子彤

南宋时期三朝元老著名画家李嵩二十六幅经典绘画作品赏析

南宋时期三朝元老著名画家李嵩二十六幅经典绘画作品赏析

琴棋书画，古代被称作文房四艺，是文人墨客颇为称许的娱乐活动，古人认为，抚琴、弈棋、写字、作画，或者只是听琴、观棋、赏字、阅画，领会诗情画意，能赏心悦目，陶冶情操，有益于健康和长寿。古画中出现的那些生活用品、山川河流，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科技水平，结合古画年代背景的记载，赏画更是别有一番趣味。

——题记

南宋（公元1127年－公元1279年）是中国古代上承北宋下启元朝的朝代，由赵构创立，定都临安，与北宋统称为宋朝，共传5世9帝，享国152年。

南宋初期不断与金交战，绍兴和议（公元1141年）后，南宋放弃淮河以北地区，双方形成对峙局面。在宋孝宗时期有过数次北伐，都无功而返。后期蒙古崛起对南宋进攻，南宋抵抗多年后最终于1279年被灭。南宋是中国历史上经济、文化繁荣，对外开放程度较高的王朝，其灭亡的直接原因是漠北游牧民族对宋朝先进生产关系的毁灭性打击。

宋代绘画是中国绘画艺术发展的高峰。南宋退至杭州以后，宗室子弟也随之退至杭州，宗室子弟多具艺术兴趣、禀赋、修养。南宋虽偏安江南，但在绘画上却依然取得了瞩目的成就。宫廷绘画仍是当时绘画发展的主流，江南的自然和人文环境，使南宋绘画别具自己的特色。山水画从北宋全景式的大山大水及松石，变成了用笔简括、章法谨严、高度剪裁的边角特写。人物画着重挖掘人物的精神状貌及动人的情节，注重塑造性格鲜明的艺术形象。花鸟画努力进行形象提炼，有着高度的写实能力。而千姿百态的西湖画更显示了南宋画的特色。此时的文人士夫画在主观的表达和笔墨效果的探索上亦有较大的贡献。夏圭、马远、李唐和刘松年并称南宋四大画家。我们在前面已经介绍完了，这里介绍我们再分享南宋李嵩大画家绘画作品。

南宋时期著名画家李嵩绘画作品有：《花篮图》《骷髅幻戏图》《货郎图》《货郎图团扇》《市担婴戏图》《月夜观潮图》《听阮图》《水殿招凉图》《焚香祝圣图》《西湖图》《钱塘观潮图》《赤壁图册页》《柏溪蝶影图页》《明皇斗鸡图》《观灯图》《罗汉图》《龙骨车图》《汉宫乞巧图页》《瑞应图》《桐荫对奕图》《齐眉携老图》《水墨孤亭图》《夜潮图》《秋葵图》《林亭高逸图》等。

下面我们一起分享南宋著名画家李嵩绘画作品

李嵩（1166—1243），中国南宋画家，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少年时曾为木工，后成为画院画家李从训的养子，绘画上得其亲授，擅长人物、道释，尤精于界画，后历任光宗赵惇、宁宗赵扩、理宗赵昀三朝画院（1190一1264）时期画院待诏。

李嵩画过许多表现下层社会生活的风俗画，及表现农民劳动生活的《春溪渡牛图》、《春社图》和组画《服田图》等。传日的《货郎图》是李嵩传世的重要作品。他以货郎为题材，创作过多幅货郎图。除故宫博物院藏的一幅横卷外，余皆为小幅，分别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美国堪萨斯州阿肯博物馆的尼尔逊美术馆及美国纽约大都会美术馆。

李嵩具有多方面才能，尤其善于通过绘画，表达自己对生活的感受和态度，他的《夜湖图》《水殿招凉图》《观潮图》《西湖图》《骷髅幻戏图》《观灯图》《花篮图》等，都显示出他卓越的绘画技巧。其中《骷髅幻戏图》则以其不易被人理解的深刻的寓意，为美术史留下了一个画谜。《西湖图》卷藏上海博物馆；《听阮图》、《夜月看湖图》及传为李嵩的山水小品画《水殿招凉图》等藏台北故宫博物院。还有《观潮图》《水殿纳凉》《听阮图》《花篮图》《画阑游赏图》等。

南宋著名画家李嵩《花篮图》赏析

北宋李嵩《花篮图》绢本设色 纵19.1厘米 横26.5厘米，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本画为李嵩所作，画面左下方空白处题有“李嵩画”的款识。此图重设色，描绘盛开在精美花篮中的鲜花。全图画风工整艳丽，为工笔重彩画中的佳作。

此幅《花篮图》是传世署有李嵩名款的三幅《花篮图》之一。繁复工细是李嵩绘画的标志性特征，他极善于把看似繁杂的画面组织成一个整体。此画也不例外，精巧复杂的竹编花篮里盛满了各色花卉，密不透风的构图使它们合为一体丝毫不乱。如此精巧的构思让《花篮图》成为了宋代绘画史上不朽的杰构。

绘“隆盛篮”一只，其中满插栀子、蜀葵、石榴、萱草、夜合花五种夏季花卉，群芳争艳，娇媚多姿。在传统文化中，蜀葵因花有五色，象征五行，常与端午节的重要人物钟馗同现；石榴花、栀子花是端午节中用于驱邪的花朵；萱草、夜合花也常与端午节关联。可见，此《花篮图》或为庆祝端阳之作，表达了繁荣鼎盛、圆满富足的生命活力和精神特质。

南宋著名画家李嵩《骷髅幻戏图》赏析

南宋 李嵩《骷髅幻戏图》绢本设色团扇画， 纵27厘米，横26.3厘米 ，轴藏故宫博物院。画面中心人物是一戴幞头、穿透明纱袍的大骷髅，席地而坐，左腿曲折着地，左手按左大腿，右腿弓起，右肘支右膝，坐姿十分舒适自便。

大骷髅右手提控一小骷髅，它上下牙列开张，似在说笑。小骷髅右脚着地，左脚抬起，两臂做招手状，很是活泼。

小骷髅对面为一小儿，其左手与双足俱着地，昂首伸右臂，似要伸手抓小骷髅，顽皮而好奇。

小儿身后为一青年妇人，双手伸出似作阻拦状，表情看似有些干着急。

大骷髅身后安坐一青年妇人，半袒胸，怀抱中小儿正食其乳。目光安详，稍侧身，正注视着眼前之事。

整幅画人物描画得十分生动细致，仿佛能听见他们各自的声音。特别是骷髅的造型十分精准。

这幅画的旁边还有一首名为《醉中天》的曲子，内容为：没半点皮和肉，有一担苦和愁。傀儡儿还将丝线抽，寻一个小样子把冤家逗。识破个羞那不羞？呆兀自五里已单堠。曲末题署为： 至正甲午春三月十日大痴道人作，弟子休休王玄真书，右寄醉中天。

关于这幅画到底表现的是什么主题，历来的赏家莫衷一是。

有的人认为画中所表现的就是当时很常见的一种提线木偶游戏，是一个流动的携家带口的傀儡艺人的一场演出，周遭的妇人和孩童是这场演出的欣赏者。有的人认为这幅画的核心主题生死转化及因果轮回。画家将画面一分为二，生死各半。还有的人认为这是一种谐谑式隐喻。但随着时光流逝，其喻义已逐渐被人遗忘，道家的齐物、乐死，佛家的寂灭、涅檗，是骷髅幻戏的思想根源。

还有的人认为，李嵩历经三朝，看尽了人间往事，所以画面中的大骷髅和小骷髅的关系就是南宋三位皇帝的与大臣之间、与北方异族之间的关系，傀儡的皇帝唯唯诺诺，南宋再也无法实现复国的报复，所以李嵩才绘制了这幅画作。

关于这幅画，你又有怎样的解读呢？

南宋著名画家李嵩《货郎图》赏析

南宋李嵩《货郎图》，绢本、横卷、淡设色画。纵25.5cm横70.4cm，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画面中描绘了众多的妇女和儿童争着围观和抢购货郎货物的场面。右边有一位妇女、六个儿童和四只小狗，儿童们有的欢叫吵闹着，有的奔向货郎，他们都很兴奋，这种欢乐也感染了小狗，小狗们高兴地摇着尾巴转着圈。

左边有货郎、一位妇女和六个儿童，其中四个儿童已经在用手摸着自己喜欢的东西，妇女也俯下身子，拿货担子上的货物给自己的孩子看；整幅画表达了乡村孩子对货郎的喜爱，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

人物用笔纤细宛转，虽然人物众多，但是画家凭借对日常生活细致入微的观察，把每一个人物都勾勒的动态丰富而准确，形神具备；整个画面呈现出劳动人民对当下生活的热爱以及未来生活的希望。

南宋著名画家李嵩《货郎图》赏析

南宋李嵩《货郎图团扇》团扇 南宋 绢本设色，纵26.4cm 横26.7cm，大都会博物馆藏。在商品流通尚不够发达的南宋时期，货郎们走街串巷，一副货担就是一个小小的百货店，货郎们不仅为偏僻的乡村带来所需的货物，也带来各种新奇的见闻，货郎的到来往往象节日般热闹，李嵩在图中就描绘了这样一幅场景。

此图绘货郎来到农村，众多妇女儿童争购围观的热闹场面。画中以“钉头鼠尾描”和 “铁线描”结合使用，构图疏密有致 ，高矮错落，动静结合，是一幅风俗画的传世杰作。

南宋著名画家李嵩《市担婴戏图》赏析

南宋李嵩《市担婴戏图》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描绘了一个货郎和孩子的舞台。画面中的几个儿童正在打斗，好像在争抢着什么，货郎放下了他沉沉的担子，过来劝解，一旁的担子里面，杂而不乱的货物满满当当。

这幅画中人物的用笔依然纤细柔和，人物形象刻画得特别真实；担子里面的物品用笔宛转如丝，把货物描绘的细致入微；人物的表情把握相当精准，把乡村生活浓厚的淳朴气息和生命气息表达得非常完美。

南宋著名画家李嵩《月夜观潮图》赏析

南宋李嵩《月夜观潮图》纵22.3厘米横22厘米，属于纨扇系列。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画家在方寸之间描绘了大潮戏水的场景：远处的山峰隐约可见，近处的浪潮汹涌而来；江面上波光粼粼，江边上的亭台楼阁散布在烟雨凄迷之中。

这幅画中楼阁的用笔精细准确，真实地再现了当时的建筑风格；潮水用笔遒劲，把潮水好似千军万马奔腾的气势恰到好处地表现了出来；这幅画的题目叫作《月夜观潮图》，但是我们好像从图画中并不能找到观潮的人，不得不说，画家的构思的确与众不同。

所画为南宋时临安中秋夜观海潮的情形，细致地描绘了钱塘江粼粼江涛，杭州岁岁观潮之乐，堪称观潮书画的杰出之作。

南宋著名画家李嵩《听阮图》赏析

南宋李松《听阮图》 绢本设色画，横104.5公分，纵177.5公分 藏台北故宫博物院。此图园中高木奇石，枝叶掩映翁郁，树下士人持拂闲坐于榻上，左腿盘起，聆听拨阮演乐并赏古玩。旁有仪态娇美仕女，焚香、拈花、持扇随侍。人物线条流畅，绘法近似明代画家杜蓳、唐寅。

南宋著名画家李嵩《水殿招凉图》赏析

南宋李嵩《水殿招凉图》册页绢本设色扇面中国画，纵24.5 厘米横 25.4厘米，款书“臣李”二字。该图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古代屋顶形象和细部装饰很丰富，此图为重檐十字脊歇山顶（由两个歇山顶十字相交而成，因在原屋檐下添加一层小檐，称为重檐。） 屋檐两头微微上翘，几条高起屋脊端头有兽头的收束构件（用以保护屋面两坡易漏雨的部份），垂脊前端则有仙人、蹲兽装饰。屋顶瓦陇与瓦当、飞椽、套兽绘法皆极细腻，屋顶山花面搏风版相当宽阔，正中安置垂鱼，沿边又有惹草装饰。

（垂鱼是悬挂在山花中央的一个构件，它可遮挡缝隙，加强搏风版整体的强度。惹草则是钉在搏风版接头处，是象征性防火观念而来的装饰。）

图画中屋檐下方阑额（檐柱之间起联系及承重作用的矩形横木）上安补间铺作，当心间用两朵，次间各用一朵，完全符合宋代木匠建屋的技术规则，临水殿建在水边或花丛之旁，构造灵活多样。

画上有闸引湖水入渠道，流至宫苑内。建在池沼上的盝顶廊桥，下用地 ，上有排叉柱，柱上架额，额间架梁，是研究宋代桥梁、水闸的宝贵资料。

南宋著名画家李嵩《焚香祝圣图》赏析

南宋李嵩《焚香祝圣图》又名“高阁焚香图”，纵24.8厘米 横25.8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描绘了依山临水的华美殿阁之中，一白衣男子携女眷焚香礼拜之景。画作巧妙运用远观视角，将画栋飞甍、风帘翠幕置于月色流转与烛影摇曳之间，望之宛如琼楼仙馆，绮丽艳逸。此图据称是依据南宋皇家园林绘制而成，画面细致地再现了南宋宫苑建筑的风格与细节，史学价值极高。

南宋著名画家李嵩《西湖图》赏析

南宋李嵩《西湖图》纸本墨笔，手卷，纵27厘米，横80.7厘米，上海博物馆藏。

全图采用鸟瞰构图形式，画的中央一片空白，为西湖湖面，湖上方山峦起伏，南北高峰对峙，苏堤六桥隐约。全图工笔写意兼用，墨色清淡洗练，用笔老到。卷首有明 沈周书“湖山佳处”四字。如图所见，800多年前的西湖，除了没有湖心亭和三潭印月，其他基本也差不多。

是中国宋代画家李嵩的国画作品，这幅西湖图未必是自古以来描绘西湖笔法最精湛的画卷，但却是最能说明古代西湖全貌的作品。工笔画虽比不上水墨写意，但作为人肉照相机，李嵩做到了。据厉鹗《南宋院画录》卷五记载，朱元璋曾在这幅《西湖图》上题跋赞赏，作为一个没接受过义务制教育、靠自学脱盲的太祖皇帝，平时很知趣，极少在外卖弄文艺，而这好像是人们所知的朱元璋，对于绘画作品的唯一直接评论。

全图采用鸟瞰构图形式，画的中央一片空白，为西湖湖面，湖上方山峦起伏，南北高峰对峙，苏堤六桥隐约。全图工笔写意兼用,墨色清淡洗练，用笔老到。卷首有明沈周书“湖山佳趣”四字。

南宋著名画家李嵩《钱塘观潮图》赏析

南宋李嵩《钱塘观潮图》绢本设色 17.4×83cm，故宫博物院藏。此图无款印，旧传为李嵩作，描绘浙江钱塘江涨潮情景。图中江面空旷浩渺，一望无际，一股江涛滚滚而来，铺满江面；两艘帆船，乘风破浪前进。近岸房舍栉比林立，烟树凄迷，对岸云山连绵，轻勾淡染，朦朦胧胧。

画作线条纤细，用笔细腻，虽极小之景物，仍描画精微，一笔不苟，但因整体布景的平正大方，因而并无巧饰之弊。

此卷描绘钱塘江涨潮之景，构图比较独特，以江岸为界把画面中的景物分为三层，上层为连绵的远山，中层为涌动的江水，下层为密布的房舍。画家以远山为曲线，潮头的斜线和随意点缀得船只打破了这种构图所显露的呆板，使画中景物井然有序。此图设色浅淡，描画精细，虽绘喧动之景，亦显宁静辽远的意境。

此卷描给钱塘张潮时的壮阔景象。蒸腾鼓荡的海湖以排山倒海之势自江口流入，而江中弄潮的舟船正依次排开、逆水而上。两岸民居、城池，远山历历在目，笔法简括。该画作用隐喻的手法表达了作者的爱国思想。

南宋著名画家李嵩《赤壁图册页》赏析

南宋李嵩《赤壁图册页》 26.2×25cm 美国纳尔逊·艾京斯艺术博物馆。

此幅《赤壁图》与南宋佚名画家所作方幅青绿本《赤壁图》极其相似，画中人物形貌、山石布局、甚至连水浪的位置都如出一辙。两图虽构图造型相类，但风格、画法却相去甚远。本画与青绿本相比，用笔苍劲质朴，青绿本则是细致流畅；从画面效果来看，本画沉静凝重有北宋遗风，而青绿本工整华丽已属南宋院体画讲求精工之画法。由此推断此本《赤壁赋图》应当早于青绿本。

此图中暗礁石壁，以小斧劈皴擦，寓拙重沉凝于简括遒劲。漩流急浪.用锯齿描精绘描写，于装饰美感中见激昂气势。远水无波，淡墨晕染，得悠远之境。孤舟泛波，名士闲坐，抒怀古之情。沉雄不让马夏 ，精丽则更胜一筹，虽为小品，堪称神妙。

南宋著名画家李嵩《柏溪蝶影图页》赏析

南宋李松《柏溪蝶影图页》绢本 水墨淡设色，横26厘米，纵26.2厘米。美国波士顿美术馆收藏。此图构图饱满，山冈上一棵巨大的柏树，上有牵牛花缠绕，树下溪水流过；有李嵩特点，但笔法不够细致。

南宋著名画家李嵩《明皇斗鸡图》赏析

南宋李嵩《明皇斗鸡图》 纵23.5厘米横21.0厘米绘唐明皇驻马观赏斗鸡的场景。画中唐明皇闲适逸豫，器宇不凡；斗鸡引颈收翅，曲足抬尾，争斗一触即发。

全图既绘出了盛唐的歌舞升平，又在云鬓珠翠间藏渔阳鼙鼓，隐天宝之乱。画作以史为镜，传递给当时及后世帝王一个朴素的道理：逸豫可以亡身，唯有居安思危、励精图治，才得国泰民安。

南宋著名画家李嵩《观灯图》赏析

南宋李嵩《观灯图》轴90.5×60.5cm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在南宋李嵩《观灯图》中，画家绘出了元宵节期间的花灯：两名童子一提兔儿灯，一提瓜形灯，旁边的桌子上还放着一只走马灯。描绘元宵节图景。虽然画面不甚热闹，但对花灯的描绘十分精美，不仅有正上方的大型彩灯，还有右侧两名童子，一提兔儿灯，一提瓜形灯，旁边的桌子上还放着一只走马灯。

南宋著名画家李嵩《罗汉图》赏析

南宋李嵩《罗汉图》图轴，绢本，设色纵104厘米，横49.5厘米，该图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罗汉又称阿罗汉，是指佛教修行的一个境界，达到这一个境界的修行人，将永远不会再轮回转世。这幅作品画一位罗汉，两手拄握著一根竹杖，坐在一张禅床上。身侧有两位随侍，一位正在捻香，另一位在整理花蓝。这位罗汉的头发、眉毛和胡髭都已变白，两眼望著前方，嘴角下抑，神情生动。人物衣纹流畅，用笔又苍劲有力。无论是罗汉身後垂杨的繁密树叶，或是罗汉所坐的禅床和身前的六足莲瓣座香几上的装饰，都画得极为精谨细致。是本院所藏道释人物画中的一件佳作。

这件画轴没有作者的款印，根据题签，过去称它为李嵩（1190－1230）的作品。李嵩，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曾任南宋光、宁、理宗三朝的画院待诏，工画道释人物和界画。可是，从画风看来，这幅罗汉可能出自元代画家之手。

南宋著名画家李嵩《龙骨车图》赏析

南宋李嵩《龙骨车图》-唐绘手鉴 笔耕园 绢本纵 25.6厘米横26.4厘米。画一孩童骑在牛背上挥鞭赶牛，让它带着圆盘绕圈，使水车转动。远处的小牛则悠闲地低头吃草。这张画细致地展现了宋代农业灌溉技术，也让人体味到人与牛的相处是如此融洽和谐。

李嵩诗《龙骨车图》牧童赶牛推水车，牛背悠悠把鞭挥。龙骨嘎嘎水哗哗，牛犊旁边踱来回。

南宋著名画家李嵩《汉宫乞巧图页》赏析

南宋李嵩 《汉宫乞巧图页》扇面 27×25.5cm。是一副艺术作品。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七夕，妇女以七字为巧的象征，向天上 银河织女乞巧时，陈列瓜果七盘，茶杯七口，焚香七炷，备针七根，丝线七色，先向织女星行七拜大礼，然后盘膝而坐，借着朦胧月色，赛穿针、比引线，谁穿引得又快又多，谁就得巧最多。宋梁克家《三山志》载：“彩楼乞巧知多少？直至更阑漏欲终。

呈现出典型的宋代院画特色，画面中长廊楼阁构成的宫殿占据着画面的大部，宫殿中的宫女们正在乞巧，整个画面带有一种温婉的气息，将宫中乞巧场景生动地展现在人们面前。

南宋著名画家李嵩《瑞应图 》赏析

南宋传宋 李嵩《瑞应图 》卷，台北故宫博物院。该卷为“金营出使”、“四圣佑护”、“射中台榜”、“脱袍见梦”四段，虽传李嵩（公元一一七○—一二五五年）作，实为明仿本。明代鉴赏家张丑在见到项子京藏传为萧照所作《瑞应图》六段卷后说他：“人物、山水、舟车、屋宇，种种皆精妙。”从这个卷子中可以体会到这“种种精妙”的特长。当然，这不仅是萧照的特长，同样也是当时宫廷山水画家所必须具备的特长。

李嵩《瑞应图 》卷之一

李嵩《瑞应图 》卷之二

李嵩《瑞应图 》卷之三

李嵩《瑞应图 》卷之四

李嵩《瑞应图 》卷之五

李嵩《瑞应图 》卷之六

因为未经正常的禅位，高宗一方面并不愿意光复北地迎回二帝，另一方面则刻意宣传自己是上应天意的真命天子，藉以巩固他的皇位。他授意宠臣曹勋编写所谓“瑞应”故事，标榜他登上宝座乃是“上天照鉴，应运而兴，非群策群力之所能争。”（一种唯恐他人谋位夺权的徨恐心理昭然可见。）并以此“宣谕臣民”，来“感化人心，日靖四方”，更梦想用所谓的瑞应神异，“骇服强敌”。为强化宣教，他又命宫廷画师根据曹勋的文字，分别配以图画，就象今天的书籍插图一样，这就是传之后世的《宋高宗瑞应图》。

南宋著名画家李嵩《桐荫对奕图》赏析

南宋 李嵩(款)《桐荫对奕图》绢本设色，24.8×25.8cm，宋代，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画中那灵巧的飞檐斗拱、精致的亭台楼阁，无不掩隐在树荫云霭之中，与清幽的山水环境交相辉映。

宋人的闲情逸致表达的是人与人之间有最自然的关系，通过对古画的结构再重组，用现代的设计手法与材质，再现宋人“殊不知吾辈自有乐地”的闲雅。

南宋著名画家李嵩《齐眉携老图》赏析

南宋 李嵩 《齐眉携老图》纵106厘米，横57厘米。

南宋著名画家李嵩《水墨孤亭图》赏析

南宋李嵩《水墨孤亭图》讲求意存笔先，画尽意在。李嵩既是对现实生活的观察极为细致的人，同时也是善于调动各种笔墨语言塑造不同艺术形象的一位绘画高手。

南宋著名画家李嵩《夜潮图》赏析

南宋李嵩《夜潮图》是宋代画家李嵩所作的扇面画。现收藏地北京故宫博物院。画面表现的应是八月十五日的中秋之夜，明月当空，清光如水，透过高阁的脊檐栏杆，但见潮峰奔涌而至，如“玉城雪峰，际天而来”。

构图上作者不取“全景”，仅以宫苑一角入画面，是典型的南宋山水风格。在月色的处理上亦见作者的用心，作者不以重暗的调子来表现月光倾泻，而以宫苑内部异乎寻常的静寂来体现月夜的静谧。对于浪涛的描绘，尤为精彩，作者将细节的真实和诗意的虚旷相融合，以简明流畅的笔法和醇润的墨色，辅以透明的淡色，来勾勒、渲染、烘托出汹涌波涛，在月光的下面，滉滉漾漾。画面左下方署“臣李嵩”， 画的上方有坤卦图书，并题有“寄语重门休上钥，夜潮留向月中看”十四字蝇头小楷。

南宋著名画家李嵩《秋葵图》赏析

南宋李嵩《秋葵图》

南宋著名画家李嵩《山水图》赏析

南宋李嵩《山水图》

南宋著名画家李嵩《林亭高逸图》赏析

南宋李嵩《林亭高逸图》

南宋著名画家李嵩《画阑游赏图》赏析

南宋李嵩《画阑游赏图》 册页 设色绢本。构图精密，宏阔的宫室横过画面，窗楹屋瓦描写工细，可见画家掌握界画线条非常准确，技法纯熟。山石以小笔皴染，树木和远山都具院画特色。最动人的是图内的人物，画家是在完成界画之后才为她们安排位置，除鬓发之外几乎全不用线条，只用鲜丽的颜色突出其体态，纤秀婀娜，轻如无物，冉冉而来的两名侍女更似在滑行，有凌波御风之美。

李嵩时人尊之为“三朝老画师”。工画人物道释，得从训遗意，尤长于界画。人物画用笔细致，神采奕奕;花鸟画精丽严谨，不觉繁缛呆滞;山水画以意匠经营，情留象外，引人入胜;界画不用界尺，而宫苑楼阁规矩绳墨皆备，不同凡响。绘画题材丰富多彩，从宫廷到民间、从城市到农村、从生产到生活、从吃喝到娱乐、从仙山到龙宫、从历史到现实均在画中有所反映，以反映农村风土和农民生活的居多，所作有精工鲜丽之院体画，作品甚丰。

黑水沃土，海东盛国——黑龙江省博物馆馆藏18件珍宝

黑龙江是中国最北端以及陆地最东端的省级行政区，地跨黑龙江、乌苏里江、松花江、绥芬河四大水系，是亚洲与太平洋地区陆路通往俄罗斯和欧洲大陆的重要通道。黑龙江作为行政区域名称始于清代，在之前的漫长岁月里有挹娄人、夫余人、鲜卑人、勿吉人和靺鞨人等生活于此，创造出辉煌灿烂的古代文明。

黑龙江省博物馆位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始建于1906年，为原俄罗斯商场旧址，为国家一级保护建筑。现有各类藏品62万余件，其中国家一级品12754件，具有典型的地方特色。以下就对黑龙江省博物馆馆藏的18件珍宝进行盘点。

1. 黑龙江满洲龙化石

黑龙江省嘉荫龙骨山盛名远播还是源于100多年前的一次偶然发现，6500万年前曾是恐龙生活的乐园，是我国最早并经科学纪录的恐龙化石发现地而蜚声海内外。嘉荫县龙骨山这次发掘是我国建国以来时间最长、规模更大、收获最多的一次恐龙发掘，恐龙的首次发掘对我省乃至全国的恐龙研究有着极深远的意义和不可替代性，曾被评为黑龙江省建国以来十大重要考古发现。黑龙江省博物馆展出的这具黑龙江满洲龙是生活在6500万年前，已经灭绝了的爬行动物。因为它的嘴巴扁阔和鸭子的嘴十分相似，所以为我们称它为鸭嘴龙。1902年出土于黑龙江省伊春市，现藏于黑龙江省博物馆。这具黑龙江满洲龙化石是产自中国的之一具恐龙化石。飘落异乡，几度易名，身世离奇，在我国恐龙发现和研究史中占有无可替代的重要地位，是我馆唯一幸存的一具恐龙化石骨架，享有“神州之一龙”的美誉。

2. 松花江猛犸象化石骨架

松花江猛犸象属长鼻目，真象类，它是猛犸象家族中个体更大的一类。猛犸象生活在欧洲、亚洲和北美洲的寒冷地区，时代为更新世晚期，它在地球上曾繁盛一时，到距今约l万年前的全新世灭绝。1973年3月，黑龙江省肇源县三站乡松花江中游北岸的一级阶地上，发现了这具完整的猛犸象化石。1973年黑龙江省肇源县三站乡松花江中游北岸出土，现藏于黑龙江省博物馆。这具猛犸象身高3.33米，体长5.45米，门齿长2.05米，臼齿显示出它是一只老象，专家们根据这头古象的骨骼特征，同时也是为纪念它的出土地——古松花江畔，最后定名为“松花江猛犸象”，这是中国发现的之一具完整猛犸象化石。

3. 披毛犀化石骨架

披毛犀又名长毛犀牛，是一种已灭绝的古动物，生活在更新世晚期，是由更新世早期的腔齿犀属，经更新世中期的燕山犀逐渐发展来，属于奇蹄目犀科双角犀亚科。它们的体型与现代非洲犀牛近似。广泛分布在欧亚大陆的北部，世界上多个地区都发现有它的身影。披毛犀是一种全身披满长毛的犀牛，与现代犀牛显著不同的是全身长满类似青藏牦牛的浓密的长毛，亦有一层厚厚的毛皮及脂肪，用来在寒冷的环境保持温暖。1956年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富拉尔基钢厂出土，现藏于黑龙江省博物馆。这具披毛犀化石是在1956年的富拉尔基钢厂基建施工中，距地表9米多的淤泥质沙层中发现的，整个骨架同属于一个个体，完整程度接近100%，在世界上也是罕见的，是我国最早发现的最完整的披毛犀骨 架，是我馆的镇馆之宝，被定为一级标本。

4. 新石器时代桂叶形石器

此器通长25厘米、宽5.8厘米，其形制如一片两头尖的桂叶，故名桂叶形石器。该石器为周身琢，中间厚，两侧薄，形制对称，厚薄均匀，边刃加工 *** 锋利，是镶嵌在骨刀梗上的石片石器，属刮削器一类。从对饶河小南山遗址的研究以及石器本身的完整无缺来推断，这件石器是当时这一地区新石器时代首领人物墓葬中的随葬品，属黑龙江东部地区新石器文化。1965年采集于黑龙江省饶河县小南山，现藏于黑龙江省博物馆。此器物 *** 精美，形制独特，堪为精品，我省发现的细石器中个体更大的一件。

5. 唐渤海天门军之印

黑龙江省宁安县渤海上京龙泉府遗址出土。该印为青铜质，铜片镶成，印纽扁平，中穿一个圆孔，呈桥状 。通高4.3厘米、边长5.25厘米X5.3厘米、厚1.4厘米、柄高2.9厘米。印面略呈正方形，印文为汉字篆刻“天门军之印”；印背楷书“天门军之印”，印文笔画细挺有力，圆润活泼。印文凸起，笔画之间形成0.9厘米的沟槽。历史文献对唐朝职官制度有较为详细的记述，但不见天门军之设。辽金两朝亦无天门军之制，历年出土的辽金铜印亦无此种形制。这方铜印在渤海上京遗址出土，渤海仿唐制建立了一整套政治、军事制度。《旧唐书?文宗本纪》记载：“大和六年十二月，内养王宗禹渤海使回，言渤海置左右神策军，左右三军一百二十司，画图以进。”虽然此处将渤海建置与唐中央 *** 的神策军相混淆，但至少表明渤海设有同类的禁兵组织。1960年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宁安县渤海上京龙泉府遗址出土，现藏于黑龙江省博物馆。这枚天门军印出自上京皇城内，可作为研究渤海设有与唐朝中央禁军类似的军事组织的重要线索，是国内现存唯一的一方渤海印，具有很高的历史研究价值。

6. 唐渤海舍利函

这套舍利函一共4件，函体为素面，呈长方形，函盖呈圆弧状梯形凸起，自外而内依次为铜函、银函、金函，层层缩小，相互套合。其中，铜函两件，一件长14.5厘米、宽8.8厘米、高8.0厘米，一件长13.0厘米、宽5.3厘米、高6.6厘米；银函一件，长9.2厘米、宽5.6厘米、高5.0厘米；金函一件，长8.3厘米、宽5.3厘米、高4.2厘米。舍利函中属银函造型最精巧，其顶部盖上刻有“祥云”，象征“净天”，四壁上的“天王”形象脚踏“二怪”，勇武有力，视为“辟邪”。此外，银函里还装有桃形银瓶。1997年黑龙江省宁安市渤海镇渤海上京宫城遗址出土，现藏于黑龙江省博物馆。这套舍利函保存完好，造型结构和唐代舍利函风格相似，是渤海信奉佛教的实证，更是研究渤海宗教与中原文化关系不可多得的资料。

7. 唐渤海金佛立像

这件金佛像高5厘米，重49.3克，造像上身穿半披式袈裟，左手提净水瓶，整体形象端庄恬静，极具神韵。以往唐代造像袈裟的样式，大多是自然敞开下垂的，因此佛像的胸部和腹部多是袒露的，而这尊造像全身的服饰穿戴齐整，这在唐代造佛像中并不多见。1988年在黑龙江省宁安市渤海镇上京龙泉府遗址出土，现藏于黑龙江省博物馆。此像整体形象端庄恬静，极具神韵，堪与盛唐时期最精美的雕塑像媲美，是目前在渤海国上京龙泉府遗址内发现的唯一一尊纯金佛造像，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研究价值。

8. 金铜坐龙

龙是华夏先民创造的一种独特的动物形象，自八千年前红山文化中龙的图案出现起，其形象便因不同时期的社会生产力水平、思想文化及审美意识的影响，不断变化与完善着。到唐宋时期，龙的形象中凤眼、鹿角、蛇身、兽肢、鹰爪及流畅的体型基本确定下来，而广为后世效仿保留至今。这件铜坐龙是金代早中期皇室的御用器物。龙呈蹲坐式，龙首微扬，张口似吟啸，肩微前弓，前左腿翘起，其爪飞踏瑞云，瑞云与后腿相连，前右腿略向前方直立，爪与地面相连，龙尾上翅向外卷曲，龙首、肩部和四肢饰有卷鬣，威武雄姿，亦动亦静，浩气凛然。在龙的前右腿、尾部及瑞云处有以双向分开的扁锭残迹，当时与它物相连接固定而铸。1956年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白城金上京会宁府遗址出土，现藏于黑龙江省博物馆。此铜龙为黄铜质铸造而成，集龙、麒麟、狮、犬形象和特点于一身，设计构想及雕塑水平高超，可谓形象逼真，栩栩如生，堪称金源文化的代表，是中华民族多民族、多地域、多文明的一种文化的融合和发展，是黑龙江省省内更具分量的国宝级文物，国宝级文物。

9. 金双鲤鱼纹铜镜

鱼纹镜在宋金时大量出现，而以双鱼环绕为主要图案的金代双鱼纹铜镜最为研究者所称道，双鱼纹镜为金代铜镜中数量最多、最富特色的代表铜镜类型，其艺术成就代表了金代铜镜较高的艺术水平和境界。有人认为“鱼”与“余”谐音，表达了人们希望生活富足、连年有余的美好愿望，或者表明他们希望借用“鲤鱼跳龙门”来表达升官发达的愿望。有人认为女真青铜镜上的鱼纹可能与女真族信仰萨满教有关，代表了萨满教的宗教信仰。此铜镜重12.4公斤，直径43厘米，是国内迄今为止发现的更大最重的铜镜。1964年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新华乡出土，现藏于黑龙江省博物馆。这件鲤鱼纹铜镜是女真族贵族女性生活中的宠爱之物，铜镜上鲤鱼的形象活灵活现，线条细腻，可谓巧夺天工，充满了浓郁的生活气息，不仅向人们展示了中国古代女真族人生活的生动画面和丰富的文化内涵，也展示了他们精巧的艺术构思和审美情趣，是国内迄今发现的更大最重的铜镜，也被称为“铜镜之王”，国宝级文物。

10.金山水人物故事镜

此镜镜背图案分为上、下两部分，上部分是一幅以山水画为背景的人物故事画面，在山脚下以为头戴席帽，身穿布袄的农夫手持锄头正在田间耕作，画面左侧是枝叶茂盛的大树，树下是两位身着长袍的官员正指着土地说着什么，这一图案表现的是中国金代官员参加春耕时的场景。据史书记载，每年的正月元日，皇帝都会与众位大臣拿着农具到田间耕作，象征新的一年从农事开始，皇帝亲自下地耕作，各级官员更是不敢懈怠，他们与农民一起在田间劳作，铜镜上的图案表现的正是官员们春耕的图景，它还表达了一年之计在于春的寓意。铜镜背面下半部分的图案为一对雌雄鲤鱼正在河水中相互追逐、嬉戏，他们张嘴鼓腮，展鳍摆尾，掀起朵朵浪花。1975年黑龙江省绥化市绥棱县金代贵族墓出土，现藏于黑龙江省博物馆。此镜保存完好，镜面光亮，呈银白色，球状钮，做工十分精致，正面铜镜采用写实与夸张相结合的艺术手法，构图虽然复杂，但布局合理，工艺精湛，堪称中国金代铜镜的佳作，是我国目前保存最为完好的金代铜镜，这在传世的中国古代铜镜中十分罕见，为古代铜镜中所鲜有，是不可多得的实物珍品。

11.金齐国王墓丝织品服饰

齐国王墓为男女合葬竖穴土坑石椁木棺墓。棺内男性为老年，胡须尚存，腰佩玉柄短刀，双手各握一金块，身着8层17件服装；女性为中年人，头部及面部用黄色丝织品包裹，腰佩饰件，项戴玛瑙金丝链，身着9层16件服装。二人头后置一楷书“太尉仪同三司事齐国王”木牌。该墓出土文物丰富、精美，保存完好，其中服装种类繁多，质料品种齐全，纺织技术高超， *** 工艺精湛，图案华美，在出土文物中尤为珍贵，被称为“北方马王堆”。丝织物主要是男女服饰，分为绵、夹、单类共计30余件，有袍、衫、裙、腰带、鞋、袜、冠帽等。服饰原料有绢、绸、罗、锦、绫、纱等，经纬线排列细密，弹性、韧性良好，织工精湛，大量采用挖梭技术，织金品占有相当数量，有织金绸（绫）、织金绢、织金锦等。此外还采用印、绘、绣等技法，特别是绣法，针法灵巧多变，可分为辫绣、打籽绣、贴补绣、盘香绣、平针、接针、套针、钉线、铺线、圈金等10余种。颜色有驼、绛、棕、烟、酱、绿、青等色。花纹图案有团龙、夔龙、云鹤、飞鸟、鸳鸯、朵梅、团花、卷草、璧桃、蝴蝶、卷云等纹。袍、衫多为盘领、开裾，具有浓厚的北方民族特点。齐国王墓出土的丝织物为研究宋、金时期的缫丝技术、纺织技法、印染工艺、织机种类等方面的课题提供了珍贵资料，填补了中国服饰史研究中由于缺乏金代服饰留下的空白，是我国金代考古的一次最重大的发现，国宝级文物。

12.金双鹿纹玉佩

此玉佩底边长4厘米、高3.4厘米、厚0.4厘米。玉佩整体略呈三角形，造型精巧别致，构图清新典雅。它两侧自底部开始，分别为两棵随风摇曳的树木，根干粗壮，枝叶繁茂，树梢枝叶自然和谐地互搭在一起，使全图略呈三角形。树下站立两只马鹿：左侧雄鹿昂首挺立，体态健美雄壮，朝向前方，其鹿角与左侧树干相连；右侧雌鹿体态略小，正回首凝视雄鹿，其耳部则与右侧树叶相连。在两鹿上方有一只大雁盘旋低回，振翅翱翔，似欲南归。1974年黑龙江省鹤岗市绥滨县奥里米古城金代墓葬出土，现藏于黑龙江省博物馆。此玉佩由和田白玉精雕而成，玉质透明温润，泛光泽，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和民族风格，堪称金代雕刻艺术之精品。

13.南宋楼璹《蚕织图》卷

此图绢本设色，全长1100厘米，画心纵518厘米、横27.5厘米，跋纵460厘米、横28.7厘米。此卷所绘内容是江浙一带的蚕织户自“腊月浴蚕”开始，纺织至“下机入箱”为止的养蚕、织帛生产过程。此卷无题诗、无款、人物线描风格也不尽相同，再据跋语所记，可以确定为当时翰林图画院的摹本，图下所注小字为宋高宗吴皇后所书，皇后奖励蚕织，以示仪范天下。画卷前半部由“腊月浴蚕”到“盐茧瓮藏”，画的是养蚕过程，后半部所画除“蚕蛾出种”和“谢神供丝”两段外，其余七段画的是缫丝织帛的过程。全卷共绘74人，形神兼备，对比鲜明。清宫旧藏，后被流出宫外，现藏于黑龙江省博物馆。此图对于我国蚕织技术史具有弥足珍贵的记录，是中国古代绘画艺术的瑰宝，为研究、了解我国南宋时期社会经济、手工艺技术、风俗习尚及我国绘画的现实主义传统手法等方面，提供了丰富多彩、生动形象的珍贵史料，国宝级文物。

楼璹(1089—1162年)，字寿玉，一字国器，卒于1162年，73岁，官至右朝仪大夫。绍兴三年（1133年）任於潜（今浙江省临安市）县令，深感农夫、蚕妇之辛苦，绘制《耕织图诗》45幅。宋高宗即位临安(今浙江杭州)后，为巩固政权，即下重农桑之诏，楼璹进献的《耕织图》，很得宋高宗赏识和喜爱。曾藏诸御府，其后又命翰林图画院摹绘此图。

14.南宋佚名《兰亭序图》卷

此图全长141.1厘米，宽37厘米，引首为元代著名书画家赵孟頫题写的“曲水流觞”四个字。整幅图卷描绘了东晋时期，以王羲之为首的42位文人雅士，在浙江会稽山阴的兰亭雅集，于溪水边饮酒赋诗、观山赏水的情景。睹画思人，让人很容易想像出当年兰亭集序的盛况。画面上，以王羲之为首的42位文人分坐在溪水两畔，他们神态各异，生动逼真。有的执笔赋诗，有的起身取酒，有的静观山景。在文人雅士中间，一条清灵灵的溪水蜿蜒而行，溪水中飘流着一朵朵碧绿的荷叶，每朵荷叶上都放有一盏东晋时期一种名为觞的酒具。荷叶载着觞在溪水里流转，停在谁那儿，谁就起身饮酒，然后赋诗，作不出诗的，要罚酒三斗。画面上就有一位大概因为作不出诗来，已经喝得酩酊大醉了。画面中，除了42位文人雅士，还有17名服侍他们的童子，童子们分工有序，有的负责倒酒，有的负责把酒具从水里取上来，还有的在照顾沉醉不醒的人，他们的面部表情生动活泼，看上去非常喜欢这场有趣的聚会。传世品，现藏于黑龙江省博物馆。此幅《兰亭序》图卷是现存最早的兰亭全图，它不仅是古人兰亭修禊的直观史料，也是一件难得的艺术品，具有弥足珍贵的历史价值，国宝级文物。

15.南宋佚名《斗浆图》页

此图纵40.6厘米，横33.8厘米，绢本设色，画作以花青、赭石、藤黄为主要色彩，通过明暗烘托以增强立体感和空间感。画中六位斗茶者皆头扎皂色裹巾，上穿齐膝白色或青色襦袄衫，下着白裤，其中三人脚穿草鞋，一人脚穿蓝色布鞋，还有一老者赤脚，再现了宋代“诸行百户，衣装各有本色，不敢越外”中的小街商服饰。这些人神态各异、栩栩如生：有的提着茶瓶倒茶，有的边提茶瓶边夹炭理火，有的端茶于嘴边细细品茶，有的手提茶盏似乎在交流着什么。传世品，现藏于黑龙江省博物馆。此图中描绘的十分热闹的街头巷尾斗茶情景，在生动展现着宋代斗茶风气之盛的同时，也充分反映了宋代独具特色的斗茶文化和市井生活，为南宋风俗画的代表作之一，国宝级文物。

16.南宋佚名《九歌图》卷

此图纸本，色为白灰，画心保存完好，纵长74.3厘米，横宽33.1厘米。图卷每幅都独立成画，在每幅画右侧用唐代写经体书写九歌原文。书法气势豪放，刚柔相济，笔笔力透纸背。图卷共钤有明代内务“典礼纪察司印”、“大籁阁”、“乾隆御览之宝”等收藏鉴赏印章12方。长卷中所绘人物采用白描笔法，衣纹用叶描，面部用游丝描，施以淡墨。笔触流畅，苍劲有力。人物神态除湘君、湘夫人外，都极度悲伤，体态羸瘦。《九歌图》长卷序列为：东君，太阳神，是楚人祭祀太阳的颂歌；河伯，黄河之神，至战国时代人们把各水系的河神统称河伯；湘夫人，汉水之神，和《湘君》是姊妹篇，画中人物描绘出那种驰神遥望，祈之不来，盼而不见的惆怅心情；大司命，掌管人生死离合寿命之神；少司命，是主宰儿童命运的女神，画中为一年轻貌美的女神；云中君，云神，在神话中云神名叫丰隆，又名屏翳，为一男性；湘君，湘水之神，画中描绘了美丽的湘夫人思念湘君的那种临风企盼，因久候不见湘君如约聚会而产生怨慕神伤、失望、怀疑、埋怨的复杂感情；山鬼，山神，即是巫山女神；国殇，战神。清宫旧藏，后被流出宫外，现藏于黑龙江省博物馆。此图直面隐于《九歌》文字中的情怀，并以其特有的艺术方式表现出来，承载屈原忧国忧民的情思，是一件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兼备的珍品，从不同角度和层面反映出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和人民生活的各种情况，堪称不可多得的盛世之作，国宝级文物。

17.清扎萨克虎印

此虎印全称为管辖科尔沁左翼郭尔罗斯后旗扎萨克印，成正方形，银质，边长10.5厘米，通高11厘米，厚3厘米，印背有一蹲坐的虎形大纽。印文右为满文楷书，左为蒙文楷书，汉译均为：“管辖科尔沁左翼郭尔罗斯后旗扎萨克印”。此印背右面刻满文，左面刻蒙文，汉译皆同印文。印侧右刻满文，左刻蒙文，汉译均为：“康熙二十五年四月”；前后两侧各阴刻满、汉楷书，汉译皆作：“礼部造”。此印印背、印侧的文字仅能识别，已不能传拓，且印的四角皆有磨损，可能因长期使用而造成。传世品，现藏于黑龙江省博物馆。此印的出现印证了清朝当时已对科尔沁行使了有效管辖，是中华大家庭各民族世代友好、和谐相处的象征，更是清王朝治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鉴证。

18.清徐扬《西域舆图》卷

此图全长18.2米、宽0.52米，画心长15.1米、宽0.485米，长度近乎为清明上河图的3倍，较徐扬的另一幅洪篇巨制——《姑苏繁华图》长出近3米。其中所绘 *** 各族人物近400名，马匹200多，骆驼、羊、牛等牲畜百余头，此外还有众多各色建筑、桥梁、山川、树木、河 流等等。 画上钤有“石渠宝笈、三希堂精鉴玺”等10方清宫廷内府印。此画以采玉为主题，卷首至卷尾描绘了嘉峪关至新疆和田之间运送和田玉以及和田河中采玉人采玉等场景的画面，沿途各地山川地理、奇阙险隘、车马行旅、水草牧放、河西坦途、天山外风光、汉族、 *** 尔族等各族人民生产生活景况尽收画中。令人瞩目的是卷尾部分，远处昆仑山高耸挺拔，近处采玉人在和田河中采玉，河岸上则是穿着官服的清朝官员在监督采玉人采玉。清宫旧藏，后流出宫外，现藏于黑龙江省博物馆。此图画面主题突出，布局构图合理，用笔苍劲，画线一丝不苟，用笔巧密而精细，是一幅内容丰富、人物生动的历史地理风俗画，是清乾隆年间的现实主义艺术佳作，反映出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和人民生活的各种情况，是一件艺术价值、历史价值、文物价值兼备的珍品，堪称不可多得的旷世杰作，国宝级文物。

徐扬，江苏苏州人，字云亭，工绘事，擅长人物、界画、花鸟草虫，画梅既苍劲又秀雅。乾隆十六年（1751）弘历南巡至苏州，进画，得以供奉内廷，受艾启蒙、贺清泰影响，写实功力益深，画出了《姑苏繁华图》、《乾隆南巡图》等历史画卷。他的绘画继承了《清明上河图》等艺术形式，以散点透视法来描绘山水城池，把现实主义手法运用于绘画之中，其意义更大。传世作品有《乾隆南巡图》、《姑苏繁华图》、《京师生春诗意图》等。

国宝失踪之谜，太平天国巨额宝 *** 间蒸发(掘地三尺一无所获)

导语：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许多奇珍异宝，但是随着岁月的变迁以及朝代的更迭，一些宝物现在都已经失踪了，完全找不到任何踪迹。在今天看来那些失踪的国宝都十分珍贵和价值连城的，那你们知道我国国宝有哪些失踪了的吗?接下来就由探秘志小编为大家揭秘国宝失踪之谜，大家赶紧一起来看看吧!

国宝失踪之谜

国宝即是国家的珍贵宝物，不论是物品还是非物品，都可以称为国宝。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国宝，是一个国家的代表象征和骄傲。以下就是中国失踪的国宝，现今它们究竟在哪里，只能大致猜测。

1、北京人头盖骨

80年前，全球之一颗完整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惊世而出，沉睡在地下50万年的人类祖先，从此被唤醒。但仅仅过了12年，这件承载着人类生命烙印的证物，神秘丢失，至今下落不明!我们的祖先遗迹，到底在哪里?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考古学家在北京周口店的龙骨山上发现了一个头盖骨化石，被称为“北京人头盖骨”，也是极为珍贵的化石，对旧石器时代的人类活动的研究，有着不可代替的价值。

二战时期，为了防止北京人头盖骨落入日本人之手，就准备先将北京人头盖骨运送到纽约保管，战争结束后再取回来。但由于随后珍珠港事件爆发，日本军队俘虏了北京、天津等处的美国兵，北京人头盖骨从此下落不明。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时，曾将美方所掌握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下落作为一件礼物送给中国 *** 。尼克松提供的线索是：“北京人头盖”骨化石极有可能在沉船“阿波丸”上。

2、太平天国宝藏

太平天国失败令人叹息，太平天国巨额珠宝失踪同样令人遗憾。天京失陷，全军覆没，大批珠宝从人间蒸发。中外纷传洪逆之富，金银如海，百货充盈，更多财物被藏地下。李秀成被擒后，曾国藩威逼利诱，多次追问金银所在，这也是忠王被处死较晚之故。威武不能屈，忠王倒也忠诚，始终未曾吐露珠宝下落。有人甚至将天王府后花园湖水放干，掘地三尺，结果一无所获。如此窖藏珠宝，甚吊世人胃口，对于宝藏追踪，始终没个消停。

3、《兰亭序》

《兰亭序》，被誉為“千古之一行书”，，真迹早已不知所踪。与颜真卿《祭侄季明文稿》、苏轼《寒食帖》并称三大行书书法帖。是书圣王羲之巔峰之作，具有极高艺术价值，失传千年，让人怀念!史书记载，在唐太宗遗詔中，明确要求《兰亭序》陪葬。换句话说，这件宝贝应在昭陵。五代温韜灭绝人性，已将昭陵挖掘一空，发现鐘繇和王羲之书法真跡，让其流传于世，并未提到《兰亭序》，致使成為无头公案。有人说，《兰亭序》还在昭陵，可能藏在更為隐秘之处，温韜形跡匆匆，并未发现真跡;有人说，《兰亭序》在乾陵，唐高宗和武则天酷爱字画，更何况，民间早有《兰亭序》陪葬乾陵一说。乾陵尚未被盗，一切只能成為雾花水月，相信有朝一日乾陵开啟，必将真相大白，一定水落石出。

4、永乐大典

明成祖朱棣在夺取了侄子的皇位后，为减少世人对其评价“大逆不道”，体现皇恩浩荡;命大批知识分子低头整理大典。《永乐大典》，算得上千古奇书!据说有三千人参与编纂，歷时三年，全书两万两千卷，明成祖甚是满意，亲自作序赐名。令人遗憾的是，自《永乐大典》问世，被称为古今中外更大的百科全书。

可谓“包括宇宙之广大，统会古今之异同”。其正本有可能在长陵中，其副本已缺失2422卷，弱清时期更是被列强掠夺而去,正本去向成為公案。一种说法认为，明英宗将此书殉葬于永陵，明朝有殉葬书籍传统，从明英宗酷爱大典来看，极有可能“生死相连”;另一种说法认為，正本毁于明亡之际，文渊阁失火，正本可能毁于一旦。由于史籍没有记载正本去向，要弄清正本到底所在，看来只能借助考古发现~~

5、青铜剑

秦始皇兵马俑，作為“世界第八大奇迹”，是二十世纪最伟大考古发现之一!随同兵马俑一道，同时出土一批青铜剑，剑身光亮平滑，刃部磨纹细腻，地下沉睡两千多年，光亮如新，锋利无比。无独有偶，考古队在挖掘春秋古墓时，意外发现一把越王勾践剑，做工精细，削铁如泥，两大考古发现立即传遍大江南北，更大奇迹还在后面。

经过科研人员检测，宝剑锋面有一层铬盐化合物，此为千年不锈之故。这一发现轰动世界，因為这种铬盐氧化处理 *** ，是近代先进工艺，德国在1937年，美国在1950年先后发明并申请专利。众所周知，铬是一种稀有金属，熔点高达4000摄氏度，提取甚为不易。现代科学发明，竟然出现在公元前两百多年前?又有谁能想象，秦始皇手中之剑，竟然是现代科学结晶?层层谜团，孰是孰非，只能成为千古之谜。

6、泰阿剑

古代十大名剑之首，为欧冶子、干将所铸。传说泰阿剑还未出世，剑气早已存于天地之间，铸剑时经历天时地利人和三道归一，更有活人炼剑。当时为楚国镇国之宝，秦统六国后归始皇帝陛下所有。《史记·李斯列传》记载始皇帝驾崩后把宝剑带入地宫。

7、无字碑

树碑立传，自古就是惯例，但武则天是一例外!武则天为何要立无字碑?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莫衷一是。一种说法是，武则天为了夸耀自己，显示功高德重不能用文字表达;一种说法是，武则天有自知之明，是聪明举动，“是非功过”留待后人评说;还有一种说法是，武则天左右为难，想到死后与高宗合葬，不论自称皇帝还是皇后，都是很难落笔，所以干脆“一字不名”，让后人盖棺定论。武则天立“无字碑”为后世出了难解之谜，有碑无文，不如说无文胜有文，成为趣谈。

8、《洛神赋》

位列“三曹”，曹植素以文采见长，除七步诗之外， 首推《洛神赋》有名。在《洛神赋》中，曹植所写洛水女神到底是谁?成为历史难以破解之谜!一种推测是甄后，曹丕之妃。作为小叔子，竟然爱上亲嫂，就兄弟而言，为其不义;就君臣而言，为其不忠，成何体统?顾恺之代表作《洛神赋图》，公然就指甄后，李商隐亦有“宓妃留枕魏王才”诗句，乱世桃花逐水流，千百年来，招来文人骂声一片;另一种推测是，曹植塑造一个洛神形象，美丽痴情，但被猜忌，用以自拟，抒发自己怀才不遇、屡遭排挤、无力回天之境。如果不是感甄所作，那么曹植为何要写《洛神赋》?如果说是寄托君臣之道，作为政治上屡次受兄迫害，怎么会产生洛神女子那般真情?似乎亦不可能，所有一切，只能成为历史悬疑。

9、和氏璧

和氏璧流传千年，奇货可居，价值连城，据说后来被秦始皇雕成传国玺，后不知所踪，，有人说，秦王破和氏璧，上雕“受命于天，既受永昌”八字，就是传世玉玺，历经刘邦、王莽、司马炎之手，一直传到后唐，石敬瑭灭后唐，后唐李从珂人玉共焚，从此下落不明。按理说，真金不怕火炼，石敬瑭应是得到宝物，极有可能与石敬瑭陪葬;有人说，和氏璧被作为陪葬品埋在秦陵，并没有作为传国玉玺流传于世。如果真是这样，将来发觉秦陵地宫，和氏璧必将重见天日，我们还有机会一睹宝物风采，是封建社会皇帝正统的象征,据说玉玺一直传到末代皇帝溥仪手中，但是玉玺的真真假假没人说得清。

10、十二生肖兽首

十二生肖兽首：众所周知的十二生肖，其全称为“圆明园十二生肖人身兽·首铜像”，在当年每昼夜十二个时辰轮流喷水，俗称“水力钟”。

11、《黄帝内经》

《黄帝内经》分《灵枢》、《素问》两部分，是中国最早的医学典籍，传统医学四大经典著作之一(其余三者为《难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仅存18卷，37卷遗失，也许在莫位皇帝陵墓中。

12、富春山居图

《富春山居图》：元代画家黄公望为郑樗(无用师)所绘，以浙江富春江为背景，全图用墨淡雅，山和水的布置疏密得当，被称为“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清朝的顺治年间，《富春山居图》被宜兴的收藏家吴洪裕所得。吴担心死后被人占有此画，竟在弥留之间将其付之一炬。

13、九龙宝剑

九龙宝剑，乾隆皇帝陪葬宝剑。乾隆在位60年，搜罗了大量的奇珍异宝，而在去世之前，特意留下遗诏，让这把九龙宝剑陪葬在身边，足以看出这把宝剑的价值。孙殿英在盗取清东陵后，九龙宝剑亦被他拿走，为了上下打点关系，最后九龙宝剑送给了daili,在其飞机失事后，九龙宝剑就消失了，有人说被烧毁，还有人说九龙宝剑压根就不在飞机上，至今下落不明。

14、慈禧夜明珠

慈禧死后，被葬于清东陵定东陵，陪葬了大量的珍宝，最为珍贵的当属她口中所含的那颗夜明珠。据说，这颗夜明珠合拢就是一个圆球，透出一道绿色寒光，比功率很高的灯泡还亮，而且还可以分开。更重要的是，它有一个诡异的功能，那就是可保持尸体不腐化。

15、秦始皇十二金人

指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为防止人民反抗而尽收天下之兵所铸成之十二个大铜人像。今天我们是看不到这12个铜人的踪影了。那么，它们究竟到哪里去了呢?难道如此巨大的铜人会不翼而飞?目前，关于金人的下落问题存在着三种猜测：有人认为，当初楚霸王项羽在攻克秦都咸阳后，曾经火烧阿房宫。在火烧阿房宫时，连同象征秦王朝永固的这12个金人也一起烧毁了。还有一些历史学者指出，这12个金人是毁在董卓的手上。东汉末年，董卓率军攻入长安，将其中的10个金人销毁，并铸成铜钱，而剩下的两个被他下令迁到长安城清门里。

另有一种说法是比较乐观的，他们根据史料记载认为，这12个金人并未被毁掉。因为12个金人是秦始皇生前的最喜爱之物，所以在秦始皇陵墓营造好后，这12个金人和其他精美的珍宝一起随着秦始皇的死去被当作随葬品葬于陵墓中了。现在，由于一些技术等方面的原因，秦始皇陵墓的发掘工作暂时还不能开展，因此十二金人的下落问题至今仍是一个未解之谜。也许到了我们的考古技术达到秦始皇陵墓开掘的那一天，这个历史上的未解之谜才有可能被解开。

结语：看完上述小编为大家盘点的中国失踪的国宝，大家是不是都十分痛心。每一件国宝都是我国的瑰宝，每一件国宝记载了那个时候的珍贵历史，现今保存下来的国宝也为数不多只希望大家都能够尽自己的责任将它们流传下来。导语：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许多奇珍异宝，但是随着岁月的变迁以及朝代的更迭，一些宝物现在都已经失踪了，完全找不到任何踪迹。在今天看来那些失踪的国宝都十分珍贵和价值连城的，那你们知道我国国宝有哪些失踪了的吗?接下来就由探秘志小编为大家揭秘国宝失踪之谜，大家赶紧一起来看看吧!

这就是国宝失踪之谜

八国联军侵华 他从联军购买粮食赈济灾民 被朝廷充军

遗悬海外的朱好古元代壁画

题记：加拿大多伦多的皇家安大略博物馆的馆藏中，有许多中国的艺术品及古董，是世界上收集中国瑰宝最多的博物馆。其中有两幅壁画，《弥勒说法图》《神仙赴会图》，由元代著名襄陵画师朱好古所作，来自晋南。

皇家安大略博物馆是多伦多的地标建筑，世界著名的博物馆。丰富的馆藏中，既有远古的恐龙化石，欧美、非洲的稀有动物标本，又有希腊、埃及、罗马、印度等古国的珍贵收藏品，更有许多中国的艺术品及古董，是世界上收集中国瑰宝最多的博物馆。来自山西晋南，由元代著名襄陵画师朱好古所作的壁画《弥勒说法图》《神仙赴会图》，就被收藏在这里。

这两幅精美的壁画，构图疏密相间，人物形象逼真，气势恢宏，线条遒劲，神韵流转，光华曦曦，当仁不让地成为皇家安大略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但在敬仰她们的同时，好奇的人们也不禁要问：两幅作品是怎么不远万里来到这里的呢？

或许，精美的壁画本身，就是历史的之一叙述者。作品虽带着中国古老艺术的万丈光芒，但命运多舛，历经坎坷，在朝代更迭中穿越时空，一路无奈地走来。

《弥勒说法图》较早流失海外，和《七佛说法图》《佛诞图》三幅元代壁画，原栖息于山西稷山县一座长达千年历史的兴化古寺庙。当时光进入风雨飘摇的1920年，一支军阀部队直奔古寺而来，想要强取壁画以充军资。得知消息后，寺中僧人赶紧将壁画分割取下，连夜送往别处。自此，壁画消失在人们视野里，不知所踪。

时隔6年后，其中一幅《七佛说法图》，突然现身天津。为守护国家宝藏，早年就读于南洋公学（现上海交大和西安交大的前身），曾学习经史、金石诸学的马衡先生四处奔波，游说筹资。民间从不乏正义的心跳，一些教授、学者、学生、商人慷慨解囊，捐款捐物，最终以4000大洋的价格将其买下。马衡后任北京故宫博物院第二任院长，壁画也随之顺利收藏入故宫。

1927年，《弥勒说法图》现身。但是，这一次却没有那么走运。是盗卖者行事缜密，秘而不宣还是世道艰难？不但没有人挺身而出，更难以言说的是，壁画的一部分切割图被一位名叫怀履光的加拿大人一眼看中。当时，怀履光表面是在中国做主教，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极为隐秘的身份——皇家安大略博物馆的文物购买 *** 人。于是，一封夹着几张照片的急信，传到皇家安大略博物馆首任馆长查尔斯·科雷利手中。

文物贩子一口价，要5000大洋！这对于一个成立不久的博物馆来说，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但识货的艺术学家查尔斯·科雷利几乎没有犹豫。当若干年后，站在美轮美奂的壁画下，查尔斯·科雷利的内心每每都有着抑制不住的激动和骄傲，他在心底暗暗佩服着自己，常常对前来瞻仰壁画者絮叨不已：“这是一次冒险，是我一生中唯一一次仅凭几张照片，就作出的如此重大的决定。”

1928年，为逃避厄运而被分割成63块的《弥勒说法图》，漂洋过海，抵达多伦多。

刚刚小小地松了一口气的查尔斯·科雷利，又为新的难题而一筹莫展。因为在当时，修复中国古壁画是个世界性难题。“它就像个身体不好的孩子！”无奈之下，查尔斯·科雷利作了一个艰难的决定：将它们完好地封存在地下室。

这一封，就是5年。其间，查尔斯·科雷利踏上了漫漫的修复调研之路。

首先为他带来希望的是大英博物馆。不久前，大英博物馆刚刚修复了一件类似的中国壁画。查尔斯·科雷利立即远赴伦敦，看到的却是一幅人物皮肤发绿的壁画。原来，大英博物馆尝试用化学溶剂浸泡，结果导致壁画变色。

查尔斯·科雷利又在波士顿拜访了当时考古界的知名人物兰登·沃纳。然而，兰登·沃纳对壁画使用的是一种更加野蛮疯狂的做法——强胶剥取。结果，导致壁画受损。

查尔斯·科雷利再次失望而归。这时，有人为他推荐了曾就读于哈佛大学、后在哈佛历史最悠久的福格艺术博物馆工作的文物保存专家乔治·斯托特。

1933年，应查尔斯·科雷利的邀请，乔治·斯托特来到多伦多，他和查尔斯·科雷利制定了一套详细的修复计划。这一修，又是5年。

乔治·斯托特是世界文物界的一个传奇，他参加过一战，深知战火对人文财富摧残的严重性和不可预知性。二战还未全面爆发之前，他就申请成立一个由美英两国专业人士组成的文物保护机构，可惜，未获得 *** 的重视与支持。直到1940年初，美国的“哈佛防御集团”和美国学术团体协会等多家机构才开始“就避免欧洲艺术品、历史遗迹遭受纳粹分子的掠夺和毁坏”展开保护与抢救工作。1944年2月，建于公元6世纪、拥有一千多年历史的意大利蒙特卡西诺修道院毁于战火。就在人们为之痛惜不已时，美国的“遗产、艺术品和档案部”机构成立。同年12月，当时服役于美国海军，负责研发飞机伪装技术的乔治·斯托特接到一纸调令，成为17名“古迹卫士”中的带头大哥。

为夺回被纳粹劫掠的艺术瑰宝，这些来自同盟国的专家学者、特战队员，在乔治·斯托特的率领下，披上“古迹卫士”的战袍，与纳粹进行了殊死博弈。二战硝烟尚未散尽，他们的足迹已踏遍整个欧洲，最终在阿尔卑斯山麓获得阶段性的胜利。

时隔70年后，一部聚集了众多好莱坞明星的同名电影横空出世，这段传奇再次引起轰动。2014年，由好莱坞大腕乔治·克鲁尼执导并担纲男主的电影《古迹卫士》在美国上映。

改编自作家罗伯特·埃德赛同名小说的《古迹卫士》，讲述了二战末及结束后，同盟国派出的一支特殊部队走遍欧洲，寻找落入纳粹之手的文物宝藏的故事。与经过艺术加工的电影联动，不少欧美媒体纷纷刊发文章，从史实的角度还原“古迹卫士”的真容。《波士顿环球报》之一时间发布消息，称影片《古迹卫士》中的男主人公弗兰克·斯托克斯，原型就是乔治·斯托特（1897-1978）。一时间，英雄乔治·斯托特的名字在整个欧美风起云动，家喻户晓。同年3月，这部集战争、悬疑、喜剧元素于一身，超级好看的大片，登陆中国国内院线。

20世纪40年代，这些勇敢的“古迹卫士”，将丢失的米开朗琪罗的早期精美雕塑《布鲁日圣母》，从纳粹位于奥地利奥尔陶斯盐矿的文物藏匿处救出。鲜为人知的是，乔治·斯托特这位“古迹卫士”也拯救过中国的元代壁画。

比起其他文物专家，乔治·斯托特更像个高明的泥瓦匠。他小心翼翼地剥离下残片背后“地仗层”的原有材料，再调以温和的水重新使用。时至今日，巍巍壁画的背后，依旧枕托着中国元代的泥土。

乔治·斯托特还特别为壁画设计了一个巨大的龙骨，以便将画片拼合在一起。壁画被锯下时，情急中，僧人们使用了一些比较粗糙的工具，导致残片间产生了一些难以弥合的缝隙。于是，乔治·斯托特和修复师们一点点地填平，一点点地复绘……

1938年，修复后的精美壁画《弥勒说法图》终于对外展出。

宏幅巨制，千古绝世，天衣飞扬，满壁风动。历经岁月沧桑的《弥勒说法图》光彩夺目，人物形象逼真，着画细致入微，主尊弥勒佛肃穆端庄，祥云环绕，脚踏莲花，坐于宝座。一左一右两尊胁侍菩萨面相饱满，神态安详，男、女出家剃度的场景分绘两侧，使人远看有势，近睹则感受到线条和装饰的优美。整幅长11.11米、高5.22米的作品中的每一根线条、每一笔勾勒都精细流畅，飞舞飘逸，长有丈余，短不足寸，粗近厘米，细如发丝，饱含着生命感、流动感，展现着中国画以线为骨、以线状传神的独特之美。世界各大媒体称：这是唐代以后中国古代寺观壁画更好的作品之一！

经媒体宣传，皇家安大略博物馆再次引起轰动，人们从四面八方纷至沓来，争先恐后，一睹为快。此时，距离壁画到达多伦多的时间，已过去10年有余。

面对如此盛况，查尔斯·科雷利在日志中感慨地写道：“我不知道创作她的中国艺术家的名字，以至于，无法为这位伟大的画师写下点什么。”

感悟像时间深处的莲花，一半是美丽盛开，一半是凋谢和无奈。其实，这位中国的绘画大师是有名字的，他就是朱好古。

1926年2月，时任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国学研究院讲师的李济先生，实地考察了稷山兴化寺。他在前殿和中殿之间，发掘出一块开皇年间的造像碑，以此证实了《稷山县志》中关于古寺始建于隋代的记载。那时，后殿墙上的壁画《弥勒说法图》和中殿墙上的壁画《七佛说法图》已被剥走，但李济却意外地发现了保存于后殿北墙之上的画工题记。

1935年，怀履光从中国回到加拿大，出任皇家安大略博物馆远东部主任，古老的中国壁画成为他研究的主要课题。为获取更多资料，1938年夏天，他派遣自己的两名中国籍学生，专程前往兴化寺探察。和李济相比，他们的调查更为细致。那时的兴化寺，建筑依然完整，怀履光的学生在现场拍摄了照片，为古老的寺院留下一些珍贵的影像资料。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完整地抄录下后殿北墙上的画工题记。题记中，明确记录了壁画作者：“襄陵绘画待诏朱好古、门人张伯渊，时大元国岁次庚申仲秋蓂生十四叶工毕。”

自此，朱好古的名字进入研究者的视线。

1950年初，永乐宫壁画被文物工作者发现，在纯阳殿南壁的两条画工题记中，也出现了朱好古的名字。题记中，朱好古被尊为导师，壁画的作者则称是他的“门人”张遵礼、李弘宜等一众画师。朱好古就像一把钥匙，将被收藏在皇家安大略博物馆的《弥勒说法图》《神仙赴会图》，以及永乐宫壁画的许多谜团一一解开。研究者们通过多方论证，确认，这些壁画的创作者同属于山西“晋南寺观壁画群”的领军人物朱好古及他的团队“朱好古画派”，绘制时间大约在13世纪末至14世纪中叶，地域范围是山西南部、元代的平阳府（今临汾、运城及其下辖县市）。

被世人誉为“中国绘画史上的又一高峰，与永乐宫三清殿壁画一起，可称为道教美术双璧”的《神仙赴会图》，命运更加跌宕起伏。据专家考证，约在1928年前后，壁画被日本商人从山西平阳府（今临汾市）的万圣观揭裱成卷轴，盗运至日本。后在日本，又被切割成长方形画块和条幅，进行了再装裱，因此遭到严重破坏。几年后，壁画被运至美国纽约市。当整体壁画价值不菲，出售不易时，1936年，奸商决定化整为零，准备将分割成几十幅的画块单条卖出。就在壁画面临珠散玉碎的危急时刻，经验老到、独具慧眼的查尔斯·科雷利再次出手，斥巨资将她全部买下。第二年，查尔斯·科雷利请来专家对壁画卷轴进行了科学修复， *** 成A、B两幅壁画。时隔40多年后的20世纪80年代，随着文物修复技术的不断完善，日趋成熟，皇家安大略博物馆又组织专人，用时两年，对壁画进行了二次拆卸、恢复原貌和加固补绘等工作。

修复后的《神仙赴会图》重新展现在安大略博物馆怀履光主教大厅中。满壁用色丰富，意境突出，气势恢宏，配以神来之笔的线描，瑰玮绚丽地再现了道教众神赴会朝拜的华丽场景。画中神仙多手执笏板，立于祥云之上，队列整齐，庄严肃穆，蔚为壮观。人物有坐有立，有正有侧，男女老幼，壮弱肥瘦，动静相参，疏密有致，变化中达到了统一，多样中求得了和谐。而人物形象的刻画，是壁画中的精华所在，59位人物，个个面型丰满，表情生动，各具特质，衣冠服饰，均无一雷同，栩栩如生，体现出画师高超的构图能力。其主神体系，上承宋代道教神系，下接元代后期的全真神系。这一 *** 与永乐宫三清殿壁画在风格和构图上极为相似，虽绘制于不同年代，后者当晚，但两者同出一个祖本，系一脉相承。

岁月蹉跎，物换星移。700多年过去了，沧海桑田，过去的历史也渐渐成为传说，但朱好古的名声和他历经坎坷的精美壁画，却保留下来。

朱好古，元时襄陵（今归山西临汾襄汾县）人，一代杰出画师。作品有稷山集贤兴隆寺作品现藏于加拿大多伦多皇家安大略博物馆、芮城永乐宫纯阳殿等壁画真迹，享誉南北，称著古今。其画风行笔飘逸，恬淡有序，尤善山水、人物、走兽，形神兼备，宛若真实，被尊为山西画工之领袖，门徒甚多。如画永乐宫混成殿壁画的画工张遵礼、田德新、曹德敏、李弘宜、王椿等，均为其门人。朱好古画派的“构图之伟大严整，造型之庄严美妙，笔墨之挺拔流利，色彩之富丽堂皇，内容之丰富多彩，均能总承唐、宋以来道释壁画之传统”，被世人称道。

《山西通志·卷三十》有记：“朱好古，元时襄陵人，善画山水，于人物尤工，宛然有生态。与同邑张茂卿、杨云瑞俱以画名，人有得者若珙璧，当时号襄陵三画。”《平阳府志》有记：“朱好古，襄陵人，善画山水人物，工巧，宛然有生态。”《太平县志》有记：“修真观在县南关西高阜处。殿壁间绘画人物，元朱好古笔。精妙入神，有龙点睛飞去。”

由此可见，在平阳，在那时的中国北方，朱好古绝对是一个神采飞扬的名字。这个名字，代表着元时“道法自然，佛法无边”的狂热的时尚艺术，还代表着具有高超画技的工匠精神。据记载，朱好古的画功非常之高，每当他面壁而立，手握画笔，立腕悬肘时，都会吸引众多的人前来观看。其画作的线条尤为飘逸优美，精准传神。而画中常常出现的一丈多长的线条，从不见有接笔停顿的地方，那流畅自如的运笔，似一气呵成，可谓顶天立地，气贯长虹！深受画师和百姓的追捧。若能得到他的一幅画，必被当作宝物一样好生供着；想要拜他为师的人，更是趋之若鹜。据说，他家门前，常常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只要能拜在朱好古的门下，那画作的落款便可写上“禽昌朱好古门人某某”的字样，然后身价倍增。

细心的人们，还从朱好古的画中看出了别种情愫。《神仙赴会图》中的金星女神，双眸如水，似看透红尘，朱唇微翘，无语也嫣然。一身素衣罩体，面如满月，玉颈修长，肤如白玉凝脂。优雅地怀抱红布紧裹的琵琶，清秀绝俗而立。遗存于永乐宫的朱好古壁画真迹中，也出现一位与之模样相同的真人，身着黄色华服，头戴鸡冠，螓首蛾眉，翩翩欲仙，手弹琵琶，含蓄而柔美。

传说，这便是朱好古夫人的模样。年少时，他与夫人两家为邻，青梅竹马，他爱为夫人画画，夫人爱为他弹琵琶。从两小无猜，到心有所属，后如愿结为夫妇，本应神仙眷侣，天长地久，却不料，在一次朱好古去远方作画期间，夫人不幸身患重病。由于未能及时得到诊治，等朱好古归来时，夫人已是命悬一线，朱好古后悔莫及。但夫人在最后的日子里，面对悉心照料她的朱好古，却始终蒙上面纱——“在你心里，我只想你留有我更好的样子。”

天上人间，终却南柯一梦。夫人逝后，朱好古把爱融入画中，彩云缭绕处，换成了他最思念的人。或许，大师本身就是一支传奇的钗头凤，绘着所有的故事欲说还休。

曾经的繁华和熙熙攘攘，终会成为开在陵墓上的花朵，呼吸着来自襄陵山野的风，却再也显现不出她绚丽如古的色泽，人们只能在历史的指尖上，感知它曾经炙热的温度。安大略博物馆的灯光依然耀亮，永乐宫悠扬的钟声依然回荡在山谷，大师的作品不朽，大师的爱情也值得去回味，但国宝的回归在何时啊？

百年战乱！日本从中国抢走了多少“国宝”？

　中华5000年的文明，有多少物质财富让众列强心生觊觎。自 *** 战争后的百余年间，大批国宝级文物被掠夺，至今流失海外。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在世界上47个国家超过200家博物馆中，就展示着160多万件中国国宝，而散落在海外民间的中国国宝更是不计其数。而日本是掠夺中国文物之一个也是最贪婪的那个国家。

日本开始掠夺中国的国宝始于明代的倭寇，日本的侵华史，也是中国文化特别是中国文物的大劫难史。有无数的珍宝、史料被日军大肆偷窃、掠夺、损毁。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不完全统计，中国历史上有甚至上千万件文物流落与世界上47个国家，而日本，是更大的流落国。以下用有限的篇幅带你了解一下日本侵华到底掠夺了中国多少文物。

　　国宝油滴天目茶碗

　　建窯

　　南宋時代.12-13世紀

　　H.7.5cm MD.12.2cm BD. 4.2cm

　　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

　　国宝曜变天目茶碗

　　建窯

　　南宋時代 12-13世紀

　　H.6.4cm MD.12.2cm BD.3.4cm

　　龍光院

　　国宝青磁鳳凰耳瓶銘万声

　　龍泉窯

　　南宋時代。13 世紀

　　H.30. 7cm

　　MD.11.0cm

　　BD.11.4cm

　　和泉市久保忽記念美術館

　　重要文化财青磁筒形瓶銘大内筒

　　龍泉窯

　　南宋時代 13世紀

　　H.18.2cm MD.7.9cm BD.6.5cm

　　根津美術館

　　重要文化財青磁琮形瓶

　　官窯

　　南宋時代。12-13世紀

　　H.19. 7cm

　　MD.8.2cm

　　BD.12.7cm

　　東京国立博物館

　　重要文化財油滴天目茶碗

　　建窯

　　南宋時代。12-13世紀

　　H.8.1cm MD.19.7cm BD. 4.8cm

　　静嘉堂文庫美術館

　　重要文化财产 南宋龙泉窑花口碗

　　口径15.4cm 高9.6cm

　　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

　　重要文化財木葉天目茶碗

　　吉州窯

　　南宋時代。12-13世紀

　　H.5.3cm MD. 15.0cm BD.3. 4cm

　　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

　　重要美術品玳皮天目鳳凰文瓶

　　吉州窯

　　南宋時代。12-13 世紀

　　H.20. 0cm MD.3.7cm BD.7.8cm

　　重要文化財油滴天目白緣茶碗

　　南宋時代。12-13世紀

　　H.8.4cm

　　MD.14. 7cm BD. 5. 0cm

　　藤田美術館

　　重要文化財白地黑搔落L龍文瓶

　　磁州窯

　　北宋時代。12世紀

　　H.40.8cm D.21.5cm BD.10. 9cm

　　白鶴美術館

　　重要文化财柿釉金銀彩牡丹文碗

　　定窯

　　北宋-金時代.12世紀

　　H.4.2cm MD.12.9cm BD, 3.8cm東京国立博物館

　　劫掠式考古调查和发掘

　　日本侵略者抢劫和破坏中国文物，有计划和有规模者可追溯至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其时，日本宫廷顾问九鬼隆一就亲手制订“战时清国宝物搜集办法”。1900年8月，日本联队长栗屋大佐在北京就掠走文徵明绘画1卷，明代铜制香炉1个，玉器10件，及香炉、手箱等。

　　1902年至1914年间，日本曾先后三次派遣以净土宗本愿寺派第22世门主、大谷光瑞为首的中亚西亚探险队，深入中国境内，从事名为考古，实为盗窃历史文物的活动。他们在中国西部地区窃取了大量的历史文物，其中较突出的是9具人体标本(木乃伊)和5块方砖形彩墨书墓志铭(最早的是北魏延昌四年，最晚的是公元662年)，以及公元500-640年间墓葬中的“人首蛇身(伏羲女娲交身)图”。这批文物共7531件，部分被盗运到日本的京都恩赐博物馆。

　　1911年，日本海军旅顺镇守府司令长官富冈定恭，把中国东北地区三大古代刻石之一的唐代旅顺黄金山麓的“鸿胪井”刻石，盗藏至日本宫内省帝室博物馆。“鸿胪井”刻石是关于唐朝与渤海关系的一件珍贵信物，说明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

　　考古发掘是一项非常严肃的科学研究工作，需要考古工作者进行大量的艰苦细致的努力，通过科学发掘和对地层学、类型学等进行研究，揭示发掘对象所包含的文化面貌、特征、性质及其经济、文化特点，以及当时社会发展阶段和文明发展历程。在沦陷区，一些日本考古学者无视中国 *** ，对中国各地墓葬、遗址进行劫掠式考古调查和发掘。

　　早在日本占领大连时，东亚考古学会、满铁会社、满蒙文化协会等对大连地区的主要历史遗址，进行发掘与掠夺。1927年他们发掘了貔子窝先史遗址。1928年“调查”了汉代牧羊城址。1931年发掘了营城子汉墓，临摹了古坟壁画，收罗了许多文物。

　　1933年6月8日，以原田淑人、池内宏为首的日本东亚考古学会发掘队，发掘渤海上京龙泉府的宫殿遗址。此次共发掘宫殿址6处、寺庙殿堂址1处、门址2处、陵墓1座，清理了禁苑的两处亭榭址、1处殿址及外城墙垣，获得了大批文物。

　　1935年和1939年，日本考古队还对我国辽代遗址进行发掘，在辽祖阿保机寝陵等地发掘的珍贵文物，如阿保机夫妇的玉册残简也被盗运东京。

　　1937年，鸟山喜一调查了吉林延吉地区的渤海时期城址和其它遗迹，包括北大古城址。同年，日本人发掘吉林珲春的八连城的3处宫殿址。

　　1942年春和同年7月，鸟山喜一、驹井和爱等又对八连城进行盗掘，这使保存状况不佳的八连城址遭到很大破坏。1943年，又发掘了吉林和龙的西古城。渤海国遗迹，特别是都城址，如东京城(上京)、八连城(东京)、西古城(中京)宫殿址均遭发掘。

　　1936年起，原京都大学东方文化研究所水野清一、长广敏雄等，开始对中国南北响堂山、龙门石窟进行调查。结果，他们从中国陆续取回了有关龙门、云冈的石窟资料5600件，石刻资料8000件。这些文物，现在仍保存在该所东洋文献中心。他们曾因此获得1952年日本学士院“恩赐赏”。此外，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收藏中国甲骨文片3609片，大部分是从罗振玉处购买的，其中一部分是原刘铁云所藏的初期出土品，大部分是1925年与1926年的小屯出土品。

　　1938年，原田淑人等调查了北魏平城遗址。1940年，日本东亚考古学会和日本东亚文化协会在华北活动，由原田淑人主持发掘了邯郸赵王城遗址。

　　1940至1941年，关野雄调查了齐国故城遗址及滕、薛二国故城遗址。1942年到1943年，原田淑人又发掘了曲阜汉鲁灵光遗址、商都殷墟遗址等。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高井冬二等人则在北平周口店遗址发掘。一些日本人还在大同等地对古遗址进行考古发掘。

　　各地文博机构损失严重

　　位于承德避暑山庄的宗镜阁，建于1761年即乾隆二十六年，高2丈2尺6寸，呈正方形，柱高9尺，梁、柱、窗、门、匾额等处雕着飞龙、白云、花卉等各式浮雕，不但造型优美，而且工艺复杂，该殿共用青铜207吨。1944年10月间，日军派工兵拆毁了宗镜阁铜殿，以此制造枪弹。据辽宁档案馆档案记载，被拆毁的宗镜阁铜殿，共装26大箱、30捆。作为世界艺术珍品的铜殿便这样从中国消失了。位于避暑山庄周围的外八庙，融和了我国多民族的艺术风格，它是规模宏大的皇家寺庙及佛教圣地，1933年日军侵入后受到严重破坏。

　　日军不仅毁坏外八庙和避暑山庄的园林建筑，而且抢劫了其中的珍贵文物，其中有各式镀金、银佛像143尊，饰品120余件，用金字书写的、珍珠装饰而成的用汉、蒙、满、藏四种文字写成的《甘珠经》、《丹珠经》两部。

　　南开大学被日军摧毁之后，学校原有大钟寺赠送的一口大钟，重18000斤，钟面刻有全部《金刚经》，是罕见的历史文物，也被日军拉走，熔做枪炮子弹。

　　北京中山公园石牌坊北边，为纪念辛亥革命滦州起义烈士王金铭、施从云而塑建的2具铜像，1941年，也被强迫献铜而抢走。

　　1942年8月至1945年6月，日军在华北屡次向各机关及商民征集铜铁料，仅北平社会3次“献铜”1264154斤，其中不乏有价值的古物。北平故宫博物院和历史博物馆内被日军搜刮金缸金屑和铜铁器等计达220余吨，其中故宫博物院铜缸66口，铜炮一尊，铜灯亭91件，历史博物馆铜炮3尊。

　　河南省博物馆被日军第2935部队迫献铁炮43尊，被开封市伪 *** 迫献铜钟1个，被开封日本陆军联络部迫献铜炮2尊，铜云牌、铜锅、铜炉、铁鼎各1个，古钱3箱。

　　1939年，日军劫掠了杭州净慈寺内的所有佛具。其中有铸造于明朝洪武年间的“南屏晚钟”，该钟全系纯铜，重达两万余斤。

　　1939年，日军侵占海南崖州古城的观音阁，后为田中商社株式会社所用。阁中有一口铸于唐代的大铜钟，是珍贵的历史文物。1941年，田中商社株式会社用卡车把这口铜钟运往榆林港而潜移东京。

　　“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在转运中失踪，更是世界科学史上的重大损失。

　　北京猿人即“直立北京人亚种”，1921—1923年发掘于北京市西南郊周口店镇西的龙骨山，1927年开始系统发掘。1929年12月2日，著名历史考古学家裴文中教授首先发现了之一个保存完整的北京猿人头骨，这一重大发现震动了整个国际学术界。北京猿人化石是古人类研究史上的重大发现，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成为举世公论的瑰宝。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北京人遗址被迫停止发掘，“北京人”化石不得不转存于北平协和医院实验室。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北平协和医院将“北京人”化石送交美国海军代为运出，后来传说该文物在秦皇岛附近遭到日军截夺。从此，“北京人”化石便下落不明。

　　由于日军焚毁劫掠，中国很多博物馆损失严重。

　　上海市立博物馆于1937年沦陷时，陈列品之笨重者均未迁出，全部被炸毁。陈列品迁至租界特区而复被劫持者，战后交还，然而已损失书画类115件，铜锡类270件，陶器类808件，明器类42件，货币邮票类2873件，服饰4491件，化石玉石类221件，历史文件594件，拓本照片类4565件，杂件2589件，共16568件，中西文图书2111册。(上海市档案馆藏，市博物馆损失报告，档号Q235-2-4766，第33页。)

　　江苏无锡县立博物馆损失金石、雕刻、书画等各类文物2000多件文物。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文物、标本被日军多次“光顾”，历史文化部损失尤多。

　　北平研究院发掘陕西宝鸡斗鸡台所获文物分存北平、陕西两处，北平部分被日伪移到午门历史博物馆，结果被盗走300多件，而藏陕西的文物因陕西考古会房屋被日本飞机轰炸，损失不少。

　　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存于北平而由王振铎保管文物，计书籍拓本字画类、器物类共88件，书籍多系乾隆刊本，器具多绣花屏风，宋、清瓷器及洪宪茶盖碗，原由北平南海怀仁堂北平研究院代管，北平沦陷后被劫。

　　广西省立科学馆于1944年被日军焚毁，损失古物390件、字画151幅。

　　山西省立博物馆所藏先秦铜器，魏、唐造像等诸多珍贵古物被劫掠。

　　中央研究院河南省古迹研究会所藏古物6500件于1938年开封沦陷时损失。

　　河南省立博物馆损失珍贵文物53件。1938年5月26日，日本飞机轰炸南阳，河南省图书馆转藏明代画家文徵明所绘《长江万里图》16大幅和明代璐王朱常淓所存《中国全图》一巨册，化为灰烬。

　　南阳民教馆于1945年被焚毁，馆中所藏壁画64幅、古物170件、古书板1000块被毁。巩县石窟寺造像200余尊被毁。

　　日军在南京的文物大洗劫中，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损失古物1679种。曾昭燏在南京傅厚岗34号所藏者古物类86件又1箱，书籍类55件又2柜，及古服饰衣物等，被日军搜掠一空。

　　战前，全国比较有影响的博物馆37家。战事起后，各省设立的博物馆或迁移，或停办。如广西省立博物馆三度改名，文物四度迁移，损失严重。1944年全国仅存博物馆18家，较战前减少一半以上。其它如附设于学校或图书馆中的博物馆则有四分之三被毁。

　　私人文物收藏蒙受空前劫难

　　在1932年日军制造的“一·二八”事变中，原农矿部部长易培基，就损失书籍207箱，内有宋元本7种，精抄本40余种，明刻本450余种，殿本50余种;碑帖1300余种，内有明拓20余种，故宫铜器拓片200余种;瓷器7箱，内有明瓷及乾嘉瓷40余件;铜器30余件，内有楚宫钟及汉鼎彝弩洗17件，六朝唐造像10尊，元权4件;石器13件，内有汉石经13方，魏唐墓志3方，魏唐造像4方;雕漆器24件，内有明嘉靖大瓶4、屏风2，嘉靖小瓶6、小盒2。

　　1938年4月8日，日军谷国元治郎部入侵山西襄垣县城，唐代古屏两对和金佛、玉塔、古画等众多文物被抢夺。1938年6月，日军土肥原贤二所属合井部队在开封查抄冯翰飞住宅，劫走《吴道之山水》立轴一幅、宋人画《儿童戏水图》立轴一幅、《王石谷山水》立轴一幅、《戴醇士山水》立轴一幅。

　　南京陆禹云先生“半生喜著古钱，精鉴别，所藏不下万金之价值。此钱在仓促间未携出，悉被贼劫”。1945年5月，日军中支那派遣军镜字第6806部队楼井信二，从原教育部官员王鲲楚家中，劫走郑板桥书屏4幅、郑板桥中堂花卉一幅及曾国藩所书对联2幅。

　　福州左赋才，1944年10月，被劫去宋明古玩、瓷器、花瓶等多件。桐乡范文治，1937年11月被掠去各式细瓷花瓶、瓷佛、朱红碗、陶器、古钱等四五十种。

　　至于学者被掠夺的古物，可以燕京大学教授顾颉刚为例。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顾颉刚前往重庆，而留在北平的书籍、字画、碑帖、金石、及信札、手稿等，全部被掠夺。其中，有印章150方、照片1000帧、古钱650枚、古镜3个、石刀2柄、古经2卷。

　　从以上数端，便可窥个人损失之一斑。而学校、机关、团体之损失，为数更巨。如，战后北京大学申报文科研究所为日人占据期间遗失物品：古钱206件、铜矛2件、古铜镜14件、古铜印7件、金类车饰6匣(孟津出土之车器400余件)、封泥48件、甲骨20余片、艺风堂拓片千余件(内有龙门石刻造像全部拓片)、北平碑志百余件，文献类有明清帝王诏书、敕谕、题本，大臣奏表、贡表、贺表、谢表，宝钞、地图等。1940年3月，日军占据北京西郊建于辽代的大觉寺，将寺中宝物劫掠一空。损失宗监法林经版438块，雍正御笔四宜堂古铜匾1方，佛像26尊，大明古铜磬1口，广锡大、中型供器37件，慈禧御画中堂、王石谷山水六尺中堂等字画26幅，及被击毁古辽碑1座。西北科学考察团珍贵文物2144件于1942年3月在汉口被敌劫掠。

　　1946年3月，民国 *** 教育部编制的《中国战时文物损失数量及估价总目》，记录我国17个省、市、区图书、文物、字画碑帖、古迹古建筑等的被掠夺和破坏的情况，初步统计出中国被劫、遭毁公私文物有3607074件又1870箱，古迹741处。由于是初步统计，实际损失远不止此。1946年下半年，南京就申报损失古字画2.8万件、古玩7300余件，尚不包括中央研究院殷墟发掘所的古物、陶片等和该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954箱文物。

　　古籍图书惨遭空前掠夺

　　近代以来，日本屡屡对华发动侵略战争，并采用多种手法搜集与劫掠中国的图书典籍。

　　为了有效的掠夺中国图书，日军曾组织专门机构：“满铁调查部”，主要搜集有关苏共和 *** 的情报资料;“满洲国国立中央图书馆筹备处”，活动在东北地区，任务是搜集各种中国古籍;“新民会”是华北地区受日本特务机关控制与操纵的所谓“民间组织”，搜集有关抗日图书文献是其主要任务之一;设在东京的“政治经济研究所”，主要搜集政治、经济方面的图书。

　　1929年日本外务省直接插手秘密获取杭州“东海藏书楼”典籍，不仅提供运作的经费，并具体策划将典籍以外务省的公用货物名义，利用外交豁免权将其劫运至日本。

　　1931年至1945 年，日军对中国图书事业造成巨大破坏，据美国在华人士估计，中国图书损失在1500万册以上。战争期间，日本军人、学者自发的或有组织的掠夺中国图书典籍，配合和支持对中国的侵略。

　　1937年12月13日在上海成立的日军“中支(华中)占领地区图书文献接收委员会”，以“满铁上海事务所”、“东亚同文书院”、“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等机构成员为骨干，搜集上海、南京、杭州等地的图书。此外，还有军方各种组织(如调查部、宪兵队等)及私人劫夺中国的图书组织。虽然日军不会主动留下掠夺的证据，但还是有许多证据确凿、有案可稽的掠夺案例。

　　1938年6月，故宫博物院太庙图书分馆被日本宪兵搬走书籍314册，1939年3月被日本宪兵搬走杂志6551册。1941年9月东京帝国大学图书馆的中田邦造到北平索书，新民会便以“寄赠”的形式交付给东京帝国大学，战后归还单行本6071册、杂志以及报纸计14734册。

　　1937年7月29日，日军飞机炸毁南开大学木斋图书馆。日军将部分南开图书直接掠至日本。战后在日本寻获南开图书190箱，于1947年4月3日从神户港运归中国。日本学者松本刚研究认为，“战后，尽管有统计表明京都大学归还给南开大学的图书有10566册，但是实际被掠夺走的情况依然不明。”

　　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以收藏国学典籍见长，有钱塘丁氏的“八千卷楼”藏书及其他珍贵版本，1937年日机空袭时，仓促选宋元精刊及孤本等善本装110箱藏于南京朝天宫故宫博物院分院地库。1940年2月敌伪冲破地库，劫走全部图书。战后清查，该馆缺少甲库善本(宋明元版)141种计542册。此外，《陶风楼藏名人手札目》缺少283人的全部或部分手札1042函，共3417页。

　　金陵大学战前藏书以地方志及丛书为大宗，尤以全国方志农业小册最珍贵，战后统计，共计损失73928册，其中部分图书被劫往日本。1948年11月6日，在日本发现的金陵大学图书426册，随同两广地质所、上海阿乐满律师事务所被劫图书，在名古屋由海辽轮启运回上海。

　　1940年5月，日本中支那派遣军胜字第4218部队长田清清郎陆军少佐在江苏省嘉定县外冈镇，就劫走地方志535种、以及《图书集成》、殿版《二十四史》各一部。1942年3月，日本宪兵劫去常熟县立图书馆图书224册。

　　1938年12月，日本南支那派遣军司令部从广州沙面黎氏家劫去宋版《十三经注疏》、《韩昌黎文集》、《欧阳文忠公文集》、《王安石集》等宋版书11种。广州陈伯衡的《粤东笔记》一书，为清代提学使李调之所著，十分珍贵，被日军崛部春幌“借”去，屡索不还。粤北乳源县被占后，清康熙26年张洗易编纂的《乳源县志》被掠夺，致使中国国内失传，1981年北京图书馆在日本发现此志，才从日本影印回来。

　　1940年9月日军进驻法属印度支那，收押了由美国运往重庆的“援蒋物资”，其中图书约6000册。

　　日军还利用伪政权助其掠夺中国图书。如1942年4月，日本兴亚院华中连络部沼田宏、满铁上海事务所庄野英三、东亚同文书院大学鹈鹰幸藏、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西村舍也、东亚研究所上海支所藤井正夫代表日本5机关在南京获得汪伪中央图书馆“赠送”的复本图书30956册。

　　被掠夺至日本的图书，有典籍方志善本，有利于侵略的中国重要政治、经济资料。日本东京东亚研究所就有劫自我国的书籍共15470册。由于种种原因，战后仅从日本追回书籍158863册。其中，中央图书馆存香港被日军攫取之善本书籍3.5万余册，抵日后由陆军参谋本部移交文部省发给上野之帝国图书馆。战局危迫后，该馆将原书分3批疏散，最贵重者运长野县山形县保存，次要者运伊势原地方保存，其较普通者仍存该馆地下室。这些古籍被寻获后，于1946年分两批空运、船运回国。

　　自1943年起，仅东京市的“北支那开发株式会社”事务局资料课等5家日本机构就从南京获得有关中国经济情报的图书资料5803册。一些机构还以学术交流的名义，向南京汪伪当局索取图书。

　　南京沦陷期间，日本从未放弃对所掠夺图书的控制。即使1941年出于扶植汪伪政权的宣传需要，日军形式上将图书“移管”于汪伪图书专门委员会，但该委员会还是由日本人控制。所谓图书的“归还”，只不过是“从左手换到了右手”。

　　在沦陷区，日军曾将各地散乱图书搜罗集中起来，后来将部分图书交由伪政权保管，并没有全部直接劫运日本。因此，战后一些日本的当事者否认日军的掠夺行为，甚至说是他们“拯救了战火下的中国文献”。其实，图书没有全部劫往日本，是因为他们根本没有想到日本会被打败，中国若成为日本的殖民地后，在现地运用会有很多便利。至于后来将部分图书交由伪政权保管，并没有改变日本的实际控制权，“移管”是为支持伪政权而采取的一种宣传欺骗策略。可见，即使图书资料没有运到日本，其行为性质也是掠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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